殺光倒是有些冤枉朱元璋了，但是明太祖清除了很多開國功臣是真的，這事沒法否認。

其實大明和大漢朝有著一定的相似性，那就是“草根班子”開局這一個點上。

除了極少部分在加入朱元璋前已經是元末社會“有頭有臉”的人物外，朱元璋的團隊中，大部分人都是他的同鄉親信，或是與他一般的平民百姓。

這樣的團隊，有著很大的優勢，那便是“百無禁忌”。

所以朱元璋能夠在元末的群雄中脫穎而出，和這個團隊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在草創時期，這些人都是可以同甘共苦的好夥伴，但隨著天下的平定，大明的建立，有一些弊端也就隨之暴露出來。

那便是這個“團隊”中的人，一部分因為和朱元璋親近，因此為所欲為，另一部分則是在“骨子”裡還帶有落後的觀念，和貴族所需要的狀態還相差甚遠。

後世有李自成打入北京，因為和兄弟劉宗敏太要好，劉宗敏強佔陳圓圓導致本來要歸降的吳三桂憤怒轉頭回山海關，而李自成也沒有因為此事“處罰”劉宗敏，最終一步步地錯了下去。

李自成想不明白這個道理，但朱元璋卻是早想明白了。

首先大明的江山是“朱家人”的，而不是功臣們都人人有份的。

朱元璋是一個權力慾望極強的人，他要求事事都要自己“經手”，因此他不信任這些曾經的好夥伴們了，隨著朱元璋廢除丞相開始，過往的一切“和諧”都即將不復存在。

其次，這些功臣們大多數都是可以“共苦”，卻不是可以“同甘”的人，這既是他們的背景決定的，也是朱元璋的為人決定的，但更多還是基於他們行事方式和大明的發展有著衝突，因此除掉他們就成為朱元璋一定要去做的一件事情。

朱元璋的“改變”是從廢除丞相開始的。

廢丞相，這是一個極度敏感的命題，自古以來，丞相便是“第二君王”，有更甚者把控朝政，所以相權和皇權相輔相成，但也是一對“矛盾”。

在洪武朝初，大明是有丞相的，胡惟庸、楊憲汪廣洋、李善長都先後在這個位置上坐過。

本來還看不出來朱元璋對丞相“有意見”，但隨著楊憲越來越“作死”，暴露出了丞相專政的弊端，其實丞相專政，放在很多皇帝身上都管用，奈何皇帝乃是朱元璋，於是朱元璋在一系列的觀察後，處死楊憲。

楊憲之死，代表著朱元璋對丞相之位的審視，此後的汪廣洋、胡惟庸、李善長，沒有一個人是好下場的，這或許是巧合，但也可能是朱元璋的“意圖”，丞相一脈全部被處死，朱元璋最終在胡惟庸案後徹底廢除相權。

在對相權不滿的時候，朱元璋也還在觀察他的天下，那些和他打天下的親信們的改變，朱元璋，時刻在收著一張“大網”。

洪武三年，朱元璋對一眾功臣“封官進爵”，主要還是“加爵”。

對於還在世的功臣，從國公到侯伯不等，對於已經離世的人，從異姓王到國公不等，與此同時，朱元璋也開始了他的“家天下”計劃，那便是讓他的兒子們陸續拱衛南京，分封天下，一到了年紀，馬上就藩為王。

在封爵的時候，朱元璋拿出了讓他後世頗受爭議的一樣東西，那便是號稱可以免死的：丹書鐵券。

朱元璋的丹書鐵券，也叫“金書鐵券”，但這個東西卻成為了笑話，因為擁有了金書鐵券的人，反而被朱元璋一個一個近乎全部清除掉了。

丹書鐵券，最早出自於劉邦之手，設定這種“免死金牌”，就有著很典型的“草根皇帝”的風格，因為他們起於微末凡塵，對於功臣的“感激”，只能用這種簡單粗暴的方式。

在歷史上，獲得劉邦丹書鐵券的人大多數都有好下場，而朱元璋卻玩出了新的玩法，這丹書鐵券不是“免死金牌”，是朱元璋的“釣魚牌”，他要看的，是誰在獲得“免死”的保證後為所欲為，那麼他就要清除這些人。

獲得丹書鐵券的一共有三十四人，其中便是六位“公爵”，二十八位“侯爵”，而這些人裡，大多數後來都被朱元璋以各種“理由”處死或者架空了。

當時間來到洪武十三年，大明第一次“政治地震”爆發了，因為涉及到了胡惟庸“造反”之事，朱元璋發動“屠殺”程式，對一系列有所參與的人全部追責，幾乎沒有人逃掉殺劫。

胡惟庸案，是洪武四大案中，對功臣牽連最深的案件，在洪武八年時，廖永忠被處死的時候，就已經有人嗅到了異樣的變化，誰知道朱元璋果真沒有放棄“注視”功臣們，而在胡惟庸死後，他的“案子”還沒結束。

在洪武二十三年，吉安侯陸仲亨、延安侯唐勝宗、平涼侯費聚，都因為十年前的胡惟庸造反案被牽連，十年之久，被指出當年和胡惟庸有所勾結，最後一一處死，他們的爵位被廢除，榮華富貴化為泡影。

在這些人裡面，比如陸仲亨就曾經因為“作風奢靡”被朱元璋訓斥。

他們或許不是真的參與了胡惟庸造反案才被殺的，本身也許就真的存在一些問題和瑕疵，但朱元璋“處死”的方式卻是太過了些，而他們的死亡，也導致了建文帝時期的文臣武將的凋零。

隨著時間推移，朱元璋“處理”的人越來越多，本來他是秉著正義之心來對待功臣們的，但是越到他年老，朝廷的人都已經不相信朱元璋是為了正義，更多的，他是為了自己的江山，為了填補自己內心裡的“不安感受”。

洪武二十五年，被朱元璋寄予厚望的太子朱標去世，朱元璋心痛不已，同時他也害怕了，他害怕朱標死後，自己的後代無法駕馭王朝。

他自己就是一個平民百姓，知道終究會有人對他的出身毫無敬畏，於是他便發動“藍玉案”。

藍玉案，其實就是胡惟庸案在某一種意義上的“延續”，這個案子裡面，藍玉是否有霸佔元朝後宮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裡面涉及的人，乃是功臣以及功臣之後。

太子朱標死後，朱元璋還是決定把皇位傳給嫡長子一脈，也就是讓朱允炆成為“太孫”。

但在朱元璋心中，他的兒子們是非常可信的，反而是這些個外人、貪婪的功臣們是不可信的。

剛好他的想法和朱允炆就是一對“矛盾”，朱允炆天天想著“削藩”，身邊卻無能人可用，而能人，早就一大批一大批地倒在了朱元璋的手段下。

在漫長的洪武三十一年的時光裡，唯有湯和、徐達等極少數人得以“善終”，其中徐達還被後人一度傳為朱元璋以“蒸鵝”逼殺正在患有“背疽”的他而死，這事並沒有確切的歷史記載，但想必也是基於朱元璋的歷史形象從而派生出來的野史。

大明開國六國公，也只有徐達之後人得以一直傳承，其他的功臣們都凋零了，朱元璋所開創的大明，可以說是“過河拆橋”最明顯的一個時代。

從最初的淨化朝堂和家國環境，再到朱元璋為了保護江山和皇權所實行的一系列“政策”，這所有的改變，都是跟著朱元璋的人生軌跡來走的。

在歷史上，跟著君王開江山的功臣們的缺點從來都不少，但反應最大的，的確也只有朱元璋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