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子認為，得官爵者無非是兩類人，一類是品德修養好的，一類是處理事務能力強的人。近習則指君主身邊侍從或左右親近之人等。

君主若是重用近習，偏聽偏信近習私門，便會導致近習權力過大，臣吏處理社會事務的能力受制於近習，臣吏個人品德修養名譽好壞，便由近習說了算，而處理事務能力強的智士、與道德修養高的修士，往往不會像其他臣吏那樣、去討好近習，最終導致的結果是人主因塞而無以明。

君主之明被矇蔽，臣吏晉升的正常渠道被堵死，修士與智士被排擠出朝廷，無能的人士站滿廷堂。所以太信左右是君主的公患，君主要及時除患，便不能太信左右。

韓非子舉一則典故來說明此種的危害，公孫豹治鄴，由最初的為君治官、因得罪近習而被罰，到後來的為近習治官雖害民卻被賞。為應對近習私說所帶來的弊端，韓非子首先要求君主少恩，不能因惠而行私，最為經典的便是，秦襄公懲處為己蓋衣的侍官，因為超越了其職權的私惠，容易使君主濫施獎賞，使得君主太信左右。

君主要根據言、事、功三位一體的原則，來選拔官吏，因事進言，因言授官，因事考功，因功驗言，這樣利於打通一條正常的官吏晉升渠道，官吏對自己的晉升前景是有所預期的，近習私說的作用減至最小，臣吏便會各安其職，做好分內職內之事，不尋求近習幫助。

對君王威脅最大的是臣吏與近習，君王的及時除患的物件，除了威脅到君主之勢的重臣，還包括君王身邊的近習左右，而在中國古代，如何防止近習干政，一直是君權面臨的挑戰難題。若要避免近習私說帶來的惡害，君主須以叄伍功伐，按法授官爵。

跑官要官與近習私說相似的地方，是它們都打破原有的、正常的官吏晉升渠道，而依靠私人關係，來達到的得職與晉升。其所帶來的後果亦有相似之處，即跑官要官與近習私說都會形成腐敗、易形成不正當的個人關係網或黨派與黨羽，都對官僚隊伍造成衝擊，即德才兼備的官吏，會在該不正常的晉升體系中，得到排斥擠壓，官僚公信力會因此常受懷疑。

韓非認為，君王不必理會左右近臣的奏請，根據能力而授予相應俸祿的官職。跑官要官與近習私說的不同之處在於，近習私說中、近習具有較強的依附性，其本身並不能決定臣吏官職前景，必須透過君主才能起作用，而跑官要官的受體、往往因現代官僚制特徵、而具有相當的自主性或裁量權。

而在預防措施方面，應對近習私說的諸多舉措、對現代官僚制中的跑官要官、具有借鑑或啟示作用，如應對近習私說的言、事、功三位一體，在當代官僚制中則體現為職權主義，應對近習私說的及時除患，在當代官僚制中則體現為監督機制，而在更根本的地方，兩者亦是相同的，即嚴格依法授職，保障並暢通官吏選任與晉升的渠道。

韓非子反對學士，他認為當面對掌權者時，學士會為這些掌權者進行吹捧，阿諛奉承，因為學士若不這樣做，則個人收入奉養會很少，而學士一旦這樣做了，便會使得君主受到矇蔽，不能燭察其臣，學士之談便成為了掌權之臣吏、用以自我修飾的工具。

而且韓非子批評學士、在國家無戰事的時候不務力耕作，而一旦國家陷入戰端，他們又不能披甲衝鋒陷陣，儼然學士成了吮吸國家資源的寄生蟲。

更為法家所警惕的是處理學士的方式，因為它有較強的示範連鎖反應，善待他們，務力辛勞耕戰的人們便會效仿，不利於國家的耕戰體系，不善待他們，他們又會抨擊法制，不利於國家的法治體系。

從某種意義上說，不尊學士是為了讓務實務力的農夫安於耕戰。韓非子反對學士，因為學士善於使文辭華麗優美，容易誘惑君主，其製造出的浮麗辭藻遮掩其內在的價值，往往以文害用，而法家最重務實，奉行的乃實用主義，故在此角度與學士是不相容的。

在百家爭鳴中，法家在言辭爭辯中往往難佔上風，反而成為各家批評的焦點，因為法家所主張的法、術、勢多是不可明說示人之論，其辯亦難勝其他，在與百家爭奪君王賞識方面，法家亦忌空談華麗學士，即使君主重用法家人士，但君主若被空言者說服，法家之士充其量亦只是決策的執行者，往往難以達到法家預想的效果。

而決定法家極度排斥學士的，則是耕戰體系下的社會資源分配方式，沒有耕作與勞戰的功勞，而既富且貴的獲得名與利，這是社會資源分配的不公，對法所確立的相對穩定、與公平的耕戰體系、因為例外而造成衝擊。典故趙襄公一日任兩大夫，造成中牟人棄田賣宅、隨文學者過半便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而在當時官僚制中，空談往往指虛談一些不切實際的政策、或只給予好聽的允諾，而無實惠等等，當代官僚制中的空談、還代表著一種無實際意義、卻又無休止的爭論，而當時官僚制、對官僚的一個顯著要求便是實務化、具體化、工具化，這些與空談都是不相容的。

法家的反學士、與當時官僚制中的、反空談是有不同點的，反對點亦有許多不同之處，但反對學士與反對空談的反對成因方面、是有相同點的，即均反對學士與空談背後的虛，均反對背離當時時代體系的逆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