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卡維塔·辛格
博物館是一種文化對另一種文化感興趣的物質表現。因此，它通常被描述為一個在不同文化之間架起橋樑的地方。博物館將本土知識傳播到遙遠的地方，並促進跨文化的包容和理解。
但如果想想博物館的歷史，想想它們的藏品體系是怎樣建立的，以及它們所追尋的目標。想想在大探索年代那些珍奇蒐集背後的暴力事件；或者想想那些由傳教士建造的博物館所展示的從當地人身邊帶走的異教神靈。想想在殖民主義時代蒐集的大量藏品，以及這些藏品蒐集的方式，整個古蹟漂洋過海後重新矗立在博物館的畫廊中。想想那些被革命改變的國家，它們教堂中的聖物被強行奪走，在博物館中以世俗的化身展示。
現在，再想想去殖民化這個概念，想想那些將內部特權和等級制度統一起來，旨在將某些文化元素崇尚為“主流”並將其餘歸為“小眾”或“民間”概念的國家博物館；想想那些在新成立國家為了競爭性民族主義服務的博物館；想想戰後的多元文化主義，面對文物歸還的要求，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必須找到新的理由來保留殖民地收藏品。想想旅遊業的發展，旅遊地對景點和景觀的需求；想想文化被商品化後其意義的空洞化；想想全球化、宗教復興主義和身份政治，以及所有這些力量與博物館相關聯的方式。
基於這樣的歷史，我們不難發現博物館是文化融合也是文化碰撞的場所。我將討論一些博物館及其所代表的專業化遺產製度成為文化之間誤解熱點的例子。借鑑發生在我的鄰國——印度及其南亞鄰國的故事，討論博物館或博物館文化所引發的緊張、焦慮、不信任、憤怒，以及不同社群、文化和國家之間的危機。
《批判性探索中的文化遺產與博物館：來自瑞華德學院的聲音》，裡默爾·克諾普 等著，浙江大學文化遺產與博物館學研究所 譯，浙江大學出版社2020年6月出版。浙江大學出版社2020年6月版
走進展廳，卻看不見展品
錫克教被公認為印度第四大宗教，佔印度人口的2％。它也是最年輕的宗教之一，創始於16世紀，是一個遵循古魯（可以理解為上師）指引的宗派。
在18世紀早期，當錫克教徒的第十位和最後一位古魯臨死時，他的追隨者會問誰將接替他。古魯·戈賓德·辛格（Guru Gobind Singh）說：“讓這本書成為你的古魯。”他可能是希望讓錫克教徒（字面意思是“學生”）受到歷任編纂這部著作的古魯的指導。——大多數錫克教徒都讀過這本書，他們稱之為《古魯·格蘭特·薩希卜》（Guru Granth Sahib），其中古魯（Guru）的意思是精神領袖，格蘭特（Granth）的意思是書，薩希卜（Sahib）的意思是主。
錫克教徒將這本書視為一個活生生的存在，並發展出了一套行為準則來應對古魯的物理需求，其方式類似於印度教徒對待他們神龕中的神像。這本書被小心地儲存在謁師所——一種錫克教寺廟，任何人不能坐在比格蘭特更高的座位上。所有進入存放格蘭特空間的人必須赤腳並且遮住他們的頭。當格蘭特被開啟時，侍從應該在它上面揮動拂塵，就像古代統治者所受的待遇那樣。在分發給會眾之前，祭祀食物首先要供奉給格蘭特。在日常儀式中，早晨要以儀式化的方式開啟格蘭特以喚醒它併為它披上乾淨的衣服，晚上則要關上它並將它置於襁褓中讓它安息。在一些謁師所中，這本書晚上會在一個單獨的臥室裡。格蘭特的衣服非常精美。在家庭神龕裡，例如我家的格蘭特會在夏天穿薄薄的平紋細布，冬天則穿我母親為它編織的厚厚的羊毛衣服。當這本書變得陳舊破爛時，它會得到一個隆重的葬禮，其中包括為期七天的第一次沐浴儀式，然後穿衣、火化，最後揮灑其灰燼。
德里的 Sisganj Sahib 謁師所，展示了儲存聖書“格蘭特”的寶座平臺。圖片來自 Wikimedia Creative Commons 英國埃塞克斯郡伊爾福德的哈利·辛格（Hari Singh）
由於這種對待《古魯·格蘭特·薩希卜》的傳統方式，人們很難找到舊書或早期版本。昌迪加爾的一位學者透過說服錫克教寺廟儲存而不是銷燬這些聖典以更好地服務錫克教徒，從而蒐集到了一批罕見的格蘭特。1999年，他將他的藏品贈送給昌迪加爾博物館，我們的故事將在那裡展開。
昌迪加爾博物館在其手稿展廳中自豪地展示了格蘭特系列，幾年中一直相安無事。直到2003年，一位準備參選錫克教委員會的當地政客與新聞界的隨行人員一起突然進入博物館，堅稱博物館褻瀆了錫克教的聖書。該名政客說，這些書在謁師所穿著衣服並受到敬畏對待，只在宗教上適當的時候開放。而在博物館中，它們被完全開啟，裸露在任何人的眼前。博物館對參觀者沒有著裝要求，而謁師所遵循嚴格行為準則來處理這些書。
昌迪加爾博物館，手稿展廳。照片由圖利·阿塔克（Tulay Atak）提供
這一事件發生在錫克教徒占人口多數的旁遮普省，當時執政的是錫克教的右翼政黨。此外，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該地區曾遭到哈利斯坦運動的破壞，該運動試圖建立一個獨立的錫克教國家。哈利斯坦運動是一場暴亂，最後被暴力鎮壓，但這一動盪記憶在每個人心中仍然鮮活。因此，當抗議政客帶領支持者前往博物館時，博物館管理層決定謹慎對待。他們請來一位神職人員，讓他舉行將書關閉幷包裹起來的儀式，並將這些展品放置在與其他謁師所中沉睡的《古魯·格蘭特·薩希卜》相同的位置。
毫不意外地，幾個星期後，當地穆斯林社群的代表來到博物館表達了他們的反對意見。穆斯林社群認為，當他們的聖書“古蘭經”在博物館的玻璃櫃裡開啟陳列時，為什麼錫克教的書享有特權？博物館隨後也合上了古蘭經並用布包起來。現在，當參觀者進入昌迪加爾博物館的手稿展廳之前，有一塊告示牌要求他們脫鞋並蓋住頭部，就像進入寺廟或清真寺之前一樣。 一旦進入展廳，他們就會走過一個展櫃，卻看不見任何展品。
《古魯·格蘭特·薩希卜》和古蘭經手抄本被包裹起來後被陳列在昌迪加爾博物館手稿展廳，照片由圖利·阿塔克提供
身份政治下的抗議聲音
當聖典在非信徒的視線中消失時，昌迪加爾博物館發生了什麼？錫克教社群的成員要求博物館裡的聖典應該像神廟裡的聖典一樣被對待。由於其聖潔的身份，這些手稿在展廳中不能被觀看但也不能完全隱形。對這些神聖的書來說，任何不符合神聖要求的觀看都是不恰當的。附著在物件上的神聖性永遠不會脫落。
在印度出現了許多宗教物品作為藝術品陳列在博物館裡的爭議，學者們向抗議者指出，對於大多數傳統宗教而言，神聖性是一種必須維持在物件內部的屬性，當物件不再被崇拜、物件被破壞或不完整時，其神聖性將不復存在；大多數宗教傳統都有自己的對物件去神聖化的規則， 以宣告物件儀式生涯的結束，但這樣的說法並不足以令人信服。因為在政治化宗教信仰的新形式中，傳統只是被用來製造基於情感創傷騷亂的工具，而不是用來遵循的。
在一篇名為“受害者的歡樂與危險”的文章中，伊恩· 布魯瑪（Ian Buruma）對我們這個時代政治中的求助感進行了深刻的分析。他說：
“歷史編纂慢慢變得不再尋找事情的真相，或試圖解釋事情是如何發生的。不僅因為歷史真相無關緊要，根本沒有這樣的事情已經成了一種普遍的假設。一切都是主觀的，或是社會政治建構。因此，我們研究記憶，歷史是一種感受，尤其是受害者的感受。透過分享他人的痛苦，我們學會了解他們的感受，並與自己的感受相聯絡。”
布魯瑪讓我們檢視這種感覺優先於事實的後果：它將把我們導向哪裡？對我而言，玻璃展櫃中的置於襁褓中聖典的形象是兩種政治制度之間爭鬥的產物。玻璃外殼的構造允許視覺上無阻礙的觀看，但又禁止了參觀者觸控展品；包裹物品的襁褓，其柔軟的面料卻又引誘著手指與其觸碰。這是客觀與主觀、科學與信仰、分析與奉獻之間的對抗。
博物館、玻璃展櫃和歷史研究構成的世界將聖像變成雕像，將聖典變為歷史手稿。這一祛魅的過程被一群錫克教徒拒絕了。但是，我認為祛魅本身會編織起自己的魔力。當它使聖像成為雕像，或者使聖典成為手稿時，它將它們從特定的宗教背景中提取出來並使它們可供所有人所用。它允許一個印度教的文物，或一個伊斯蘭教的文物，變成我的遺產，即使我是一個錫克教徒。因為它透過藝術、技能和歷史興趣的共同點讓我能夠欣賞這件文物，使我和我的印度教鄰居擁有平等的利益。它使我們處於一個以共同的人道主義且人人平等為框架的基礎上。 這是我們的人權觀念所依據的基本假設。
相反，物的重新結界，重新成為其原生社群具有特殊的、魔法的、精神上的和宗教上的力量的物體，是一個阻止他人與之產生聯絡的過程。通常情況下，博物館裡那本格蘭特象徵性的關閉會導致聖典真正的關閉。在過去的十年裡，隨著錫克教身份政治的加劇，研究錫克教和錫克教歷史的學者們受到了社群希望監管他們研究的巨大壓力。哈約特·辛格·奧貝羅伊（Harjot Singh Oberoi）曾擔任溫哥華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錫克教研究的領頭人，他的著作《宗教邊界的建構》中記錄了某些社群領袖如何在20世紀初塑造獨特的錫克教身份。
因為奧貝羅伊的書證明錫克教的身份認同在20世紀才開始發展，並且在過去並不純粹，他面臨來自錫克教社群的巨大壓力，最終不得不辭去主席職位。另一位學者，來自密歇根大學安娜堡分校的帕肖拉·辛格（Pashaura Singh）出版了一本關於格蘭特歷史的書，研究了聖典不同的校訂，並展示了權威版本是如何演變的。結果他被稱為異教徒並被大祭司逐出教會 他和他的家人受到死亡威脅。2008年，當他被加州大學河濱分校聘用時，大量的錫克教徒前往校園抗議對他的任命。
2008年9月28日，錫克教團體在加州大學河濱分校抗議對帕肖拉·辛格的任命。照片來自 NRIPress。com
從這些案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即便是社群成員也會被社群當作外來者。當錫克教學者採用學術和歷史的方法研究時，他們變成了外來者，他們研究宗教物品的權利受到質疑。對於抗議者來說，宗教物品只能用於信仰，而不能用於歷史探索。
我用了錫克教的例子，但其實在當代印度，印度教徒、穆斯林、錫克教徒、上層種姓、低階種姓——似乎所有人都陷入一場競爭性的緊張局面中。在這場比賽中，最大限度地抗議傷害他或她的感情的人可以實現最強烈的主張或成為其社群的領導。在英國，多元文化主義是在滿足更加包容的社會需求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然而錫克教群體對多元文化主義的規範和修辭的利用，把它變成了排斥和分裂的工具。關於原生社群有權管理和論斷關於所有來自其傳統物件的話語的說法是一種原教旨主義。儘管它表現為一種傳統的行為，但必須意識到，它實際上是一種徹底的當代行為。它求助於傳統，以便在身份政治時代支撐其政治權力。它拒絕服從於博物館的分類法，以證明社群有權要求特殊地位。如果博物館的展品因此從觀眾的視野中消失，不要忘記，抗議的行為是為了吸引媒體注意而進行的，這讓展品的“消失”本身變成一個過於有存在感的事件。
博物館的多元文化主義：兩難的困境
我提到的每個故事都表明，兩個不同的陣營在歷史文物的正確處理方面存在爭議。在孟加拉國，抗議者將自己視為愛國者，保護國家財富免受法國博物館的破壞。在阿富汗，塔利班將佛像解讀為偶像崇拜，拒絕將它們視為世界遺產的藝術品，並以宗教義務的名義進行破壞，以應對西方強加的國際孤立。在印度，一個宗教少數群體的代表質疑博物館將他們的聖典作為歷史手稿，並堅持認為它只能存在於宗教儀式的框架內。
起初，這些事件似乎是熟悉的敵人之間的衝突彩排：愛國者與國際主義者，傳統主義者與現代主義者，少數民族社群與多數派國家之間的衝突。但是，當我們檢查每個案例的微觀政治時，每個案例都能看出更多東西，而不是我們原來理解的刻板印象。就孟加拉國而言，我們發現抗議者抨擊西方博物館，是因為在他們艱難的政治環境中，這是他們可以安全攻擊的唯一目標。在阿富汗事件中，我們所聽到的咆哮，巴米揚大佛的毀滅，旨在向國際社會掩蓋哈扎拉的種族滅絕。在印度，來自少數群體的領導人確保他們抗議對聖典去神聖化時媒體在場，他們的真正目的是營造輿論，以獲得宣傳和政治利益。
我講述這些故事是為了警醒我們因善意而為我們所認為的少數群體和被剝奪權利的人說話。我們為少數民族對抗強大的多數民族呼籲，為對抗強大國家的宗教團體呼籲，為傳統價值觀對抗去神聖化的國家或國際遺產製度呼籲。但是，我們的良好願望不應讓我們忽視這樣一個事實，許多傳統社群傳統上是父權制、種族主義、仇外或充斥著歧視的；許多後殖民主義政體是殘酷和腐敗的。他們是歷史的受害者，也有可能迫害別人。在這些故事中，東西方之間、強者與弱者之間、神聖與世俗之間的一系列爭論都被嵌入複雜的地方政治中。經過仔細研究，這些衝突的每一次開始都不僅僅是東西方之間關係的一個插曲，也是東方和西方陣營在東方內部動員的結果。
在所有這些情況下，博物館和“世界遺產”的領域成了一個將文化從其傳統和所在社群中拔除的目標。但從歷史上看，這種脫離並不是一種詛咒；相反，它一直是博物館激進力量的源泉。畢竟，博物館誕生於烏托邦式的再分配中，在這個烏托邦中，少數人擁有的珍寶變為全民所有。這種再分配只有透過物件從源生地的脫離，透過改變可以看到珍貴文物的方式，或者改變它們的合法所有權來實現。
在普遍主義不再流行的今天，博物館代表著多元文化主義的覺醒。但那些偏愛多元文化主義的人陷入了兩難境地，先前被剝奪權利的少數民族利用其不斷增長的權力公開宣稱他們有權實踐其文化中不被廣泛接受的那一面。當我們在這個道德的雷區中摸索時，我們發現我們的普遍主義本身是相對的： 相比普遍性，普遍主義其實是特別的，它是一個由跨國社群支援的文化形式和信條，它以自己的方式追求人權、平等主義和民主。
反對如今復興的部落主義，我們除了並不新鮮且受到重創的普遍主義之外還有什麼？是什麼讓我們認為人人在陽光下是平等的？博物館是否僅僅是一個小而脆弱、四面楚歌的飛地，表面上支撐表達我們的現世主義、平等權利的獲取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一個觀點轉變和相對價值觀的多元文化世界中，讓我們爭取一個可以掌握我們共同啟蒙精神的一席之地。
上文經授權節選自《批判性探索中的文化遺產與博物館：來自瑞華德學院的聲音》，原題為《博物館、遺產、文化：進入衝突地帶》，作者是卡維塔·辛格，小標題為編者所擬，有刪節。
作者｜卡維塔·辛格
整理｜李永博
編輯丨肖舒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