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楚上綜藝，註定是會引起爭議的。

你一個玩搖滾的，不去批判大眾娛樂，反而放下姿態去擁抱它是怎麼回事？

這大概是人們對搖滾一貫的偏見，似乎他們一定要是憤怒的、吶喊的，甚至是貧窮的。

張楚沒心情理會這些無由來的說法，他只是掙扎了一番之後，來到了《閃光的樂隊》的舞臺上。

音樂響起時，他下意識地在褲腿上擦了擦冷汗，唱起了那首《孤獨的人是可恥的》，節目後期還配上了他曾經的影像，情懷感滿滿。

很多樂迷專注於從他細小的表現中去尋找當年的感覺，以此來證明「張楚還是那個張楚」，但說實話，我個人並不喜歡「XXX至死是少年」的說法，時間的力量不是哪個人說抵抗就能抵抗的。

張楚的確老了，靈氣被滄桑取代了，憤怒被平和取代了，傳奇色彩也褪色了。

年輕的一代對他不瞭解，他也無意表達什麼，在節目中他常常是侷促的、尷尬的，坐在那裡被小輩們挑挑揀揀。

「魔巖三傑」的輝煌，永遠是過去的事兒了，他並不留戀，甚至用數十年的時間與其劃清界限。

意氣風發時，張楚曾說，搖滾是

「生命的更新」。

越過山丘後，張楚卻說，搖滾只是個「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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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楚第一次想跟這個世界聊聊，是在8歲那年。

到了上小學的年紀了，父母把他從湖南老家接到了陝西，此前他一直與爺爺奶奶生活在一起，家旁邊全是田野，而現在他跟著父母住在西安的某片工廠區裡，在他看來，這真是一個無趣的工業世界。

後來把他從無趣中拯救出來的，是姐姐送他的吉他和父親的收音機，電臺裡傳來的音樂和拜倫的詩，讓他對遠方充滿了幻想。

17歲那年，他考上了陝西機械學院，他說喜歡理性思維，不過這並沒能讓他理性下去，上了大學的他專業沒怎麼學，倒是學會了打架。

大二時他被留校察看，張楚一想，唬誰啊？直接就退學了。

那是在1987年，崔健的《一無所有》已經宣告了中國搖滾樂的誕生，強烈的節奏，狂熱的表演形式，把一幫先鋒樂手的激情點燃，他們想要衝破集體主義的禁錮，解放自己的個性。

「那就跟愛情來電一樣，本能上你就控制不了，要沒感覺那是你有病」

，崔健這麼形容當時搖滾樂的勁頭。

張楚沒病，退學後的他背上吉他來到了北京，從北大到北師大，再到中戲，走哪都不乏迷妹迷弟。

他還跟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組了個「搖滾普及辦公室」，四處兜售理想，忙得熱氣騰騰。

這期間他寫了兩首歌《西出陽關》和《姐姐》，他拿著樂譜到處投稿，但沒多少人搭理他，那時候的張楚，眼神裡透著股青澀的迷茫。

1989年，臺灣音樂人張培仁來到北京，看到崔健蒙著眼睛唱那首《一塊紅布》，他抱著柱子痛哭流涕，第二年，他果斷卸下滾石副總的身份，賣掉了臺北的房子來到北京，準備創辦「魔巖唱片」。

那段日子他走訪了很多地下搖滾樂壇，原先的價值觀被震得千瘡百孔：「他們的作品，不是在寫歌，不是一字一字，而是心口積壓了特別多東西，然後嘴巴一張就飛出一把刀，朝你射過來了。」

那時候的搖滾圈子很簡單，大家都不談錢，唱的是理想，拼的是才華，張培仁不多久就在圈子裡混熟了，張楚的那首《姐姐》也被傳到了他的手上。

張培仁一聽，當即震住，找了幾個兄弟連夜去找張楚，最後在北影的地下室找到了他。

眼前的這個年輕人讓張培仁感到驚訝，他瘦瘦小小，長得很貧窮，穿得很規矩，但寫出來的東西卻如此特別：沒有重金屬的聽覺衝擊力，但歌詞卻直指人心，毫不留情。

兩天後，張楚成為了魔巖的簽約歌手，他說這是

「理想化的資本家碰上藝術家」。

有了公司化的運作，他的代表作《姐姐》很快就火了，這首歌在央視的《中國音樂電視》播出後，不少人都記住了他的那句「姐姐，帶我回家」。

不久之後，張培仁又憑藉十級的社牛功力，撈來了竇唯跟何勇，集齊了「魔巖三傑」。

自此張楚不孤獨了，他覺得每一個人都是巨人，甚至還寫了首《孤獨的人是可恥的》。

02

張培仁年輕時，有人給他算過命，說他32歲之前必死無疑。

眼看「大限已到」，他心裡想：

「操，老子非要把這件事幹到一個地方不可。」

1994年聖誕節到來之前，張培仁帶著魔巖三傑和唐朝樂隊去往香港，隨行的還有一幫樂手，一群人浩浩蕩蕩，計劃在紅磡開一場「搖滾中國樂勢力演唱會」。

半路上張培仁接到一個電話，工作人員說樂手們的37個證件，都是假的。

張培仁剛要罵人，被對方堵住了：「文化部批准演出了嗎？新聞稿有說嗎？沒有的話你他媽哪裡來的真證件？」

說來也神，他們一個都沒被逮住，到了香港後他們簇擁著走在大街上，感受著資本主義的別樣氣息，還拎著一大袋各式各樣的啤酒奔向碼頭，吹著海風，曬著太陽，喝得精光。

半是興奮半是狂，在演出前的採訪中，媒體問他們對香港明星的看法，何勇脫口而出道：

「四大天王就是小丑，張學友還可以吧，天王？是託塔李天王嘛？」

演出當晚，紅磡體育場連角落都坐滿了人，竇唯的閃亮，何勇的躁狂，足以把體育場掀翻，臺下的王菲喊到喉嚨沙啞。

相比之下，張楚是安靜的，穿著件舊襯衫悠悠地唱著《孤獨的人是可恥的》，演出中，吉他手曹鈞的琴絃跑調了，張楚也沒矇混過關，停下來對著觀眾說：

「實在對不起大家，我的吉他手琴絃跑了，為了表示歉意，我重新再唱這首歌。」

演唱會持續了三個多小時，但時光過去了將近三十年，依然有人對那晚的瘋狂念念不忘。

張培仁後來說：「沒有一場演唱會像這天一樣，沒有熟知的偶像，沒有華麗的衣裳，甚至沒有人帶著香港演出中慣見的哨子和熒光棒，他們空手而來，這是一個沒人見過，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的演出。」

誰也沒想到，巔峰之後內地搖滾樂「猝死」了，他們沒能再創那時的輝煌，日子變得前所未有地艱難起來。

其實在演唱會的第二天，報紙上就登出了一篇文章，批評這場演出是「牛鬼蛇神、洪水猛獸、亂七八糟。。。一定要禁止」。

1995年5月11日，唐朝樂隊的貝司手張炬在一場車禍中去世，沒人再能躁起來了。

張楚寫不出歌了，嚴重的抑鬱症讓他無處可逃，他又陷入了孤獨，並無可救藥地成為了他口中那個「無恥的人」。

03

消失後的張楚跑去流浪了，走走停停，哪裡都不是歸宿，哪裡都沒有答案。

有品牌邀請他出席活動，短短几小時能賺幾萬元，他渾身寫滿了拒絕：「選擇搖滾樂並不是為了成為娛樂明星，而是內心的一種撫慰。」

流浪了一段時間後，張楚又躲進音樂裡了，1996年，他忙著籌備第三張專輯《造飛機的工廠》的錄製。

那時候魔巖沒啥錢了，他們找了個最便宜，最簡陋的錄音棚錄製，很多器材還是從朋友那裡東拼西湊來的，張楚不操心這些，他一有閒心就爬到樹上去寫歌詞。

對於這張專輯，張楚本人是很滿意的，在灰敗的日子裡，這些作品成為了他精神上強烈的支撐。

然而，這張專輯剛發行就撲街了，基本沒人買單，甚至有歌迷寫了一封長信，把他的作品批得一無是處，張楚徹底頹了。

1999年的

某天晚上，張楚跟竇唯、何勇跑去地鐵裡賣藝，一晚上吼下來，只掙了幾十塊。

張楚覺得沒勁透了，拾掇拾掇東西離開了北京，回到了他兒時眼裡「無趣」的西安，那段日子，他的生活充斥著大量的空白，生命也彷彿凍結了一般。

2013年，張楚出現在了《天天向上》的舞臺上，鏡頭前的他侷促不安，主持人問他為什麼想來這個節目，他說「掙錢」。

幾天之後的音樂節上，他照舊唱起了《孤獨的人是可恥的》，臺下的觀眾朝他吼道：「張楚我愛你，中國搖滾不死！」

張楚回了句：

「搖滾死不死，和我沒關係。」

他又回到了北京，搬了幾次家，越搬越偏，房租越來越便宜，最後搬到了東六環的農村裡，巨大的鐵門，紅色的磚房，頭頂轟隆隆的飛機都映襯著這裡的荒涼，但張楚在這裡活得挺好，除了內心裡間歇性地犯點兒擰巴。

2016年夏天，張楚應著紀錄片《千年佛緣》的邀請，逛世界去了，行經印度時，他坐在晃悠悠的小船上，稍稍吐露了點心聲：「我這兩年過得特別不好，老覺得內心糾纏、混亂，就像是一種磨難。。。內心有魔鬼，外面有誘惑，也有自己大我的追求，好幾種東西混在一起，亂糟糟的。」

在僧人的建議下，他還剃光了頭髮，穿上袈裟的那一刻他彷彿被超度了，嘴裡唸叨著

「人生何時才能空空如也」。

張楚當然沒有出家，他看開了，不僅關心著糧食和蔬菜，也關心著遠方的戰爭、地球的能源、外星球的人會不會唱歌。。。

在自我認知這條路上，張楚走了幾十年，他說自己就是個「為精神發愁的人」，但這不妨礙他對明天充滿期待：

「雖然明天不是那麼好，但還是值得看一看。」

何勇曾說「張楚死了」，李誕在《候場》裡曾說「充滿愛，但是你完了」。

但張楚沒死，也沒完。

04

當年他還在揹著吉他遊蕩時，有一回他跟樂手們一起喝酒，喝高了就跑去公園的草地上聊天。

第二天醒來時，他們在草地上躺得橫七豎八。

保安氣急敗壞地讓他們立刻滾：「這是兒童樂園！你們都是成年人了，怎麼坐在兒童鞦韆上！」

張楚澀澀地說：

「你就把我們當孩子唄，其實我們永遠都是孩子，你別轟我們。」

後來，他們還是被保安轟走了，也被時代轟走了，他們四下散去，很多人杳無音訊。

但張楚回來了，帶著愛和希望，也不缺詩和理想。

在《十三邀》裡，有個年輕人問了個很土，但很搖滾的問題：「這個世界會好嗎？」

張楚接過話筒很平和地說：

「如果你願意相信你的朋友明天會更好，這個世界就會好。」

把這話咂摸了很久之後我發現，完了，張楚又跑去了眾人的前頭。

所以，你無需把他釘在輝煌的過去，也無需嘲諷他當下的不合時宜。

去遠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