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榮
型別敘事與跨地生產固然是“主旋律”電影新的發展趨勢的重要表現，但導致“主旋律”電影產生新變的原因還要從受眾角度去進行思考。換言之，只有將視線從電影文化的上游生產領域轉移到下游消費領域，我們才能更好地理解“主旋律”電影重獲大眾關注的原因。而本文所謂的“下游消費領域”，主要指的是青年群體的文化消費。
青年構成中國電影市場的主力消費人群，同時值得注意的是這一人群約等於中國的活躍網民，亦約等於文化意義上的中國中產階級群體。正是青年群體的電影消費，使得中國“主旋律”電影出現了轉型，使得中國電影文化出現了新的面向。
毋庸諱言，在既有的文化格局中，官方主流文化與青年文化（某些時候也被指認為“青年亞文化”）使用兩套不同的語法，也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和鴻溝，兩者之間是明與暗、支配和被支配的關係。在早期的某些“主旋律”電影中，由於過度的意識形態色彩和濃厚的政治說教意味，這些電影在青年群體和市場中並沒有收到好評。
可以說這些電影在受眾端是沒有達到傳播效果的。而在新階段，“主旋律”電影受到了青年觀眾的喜愛，也因此收到了口碑和票房的雙豐收，由此達到了商業和意識形態的雙重效應。
“主旋律”電影緣何獲得新一代電影受眾的歡迎？究其原因，主要得益於市場化和商業化策略的使用。這其中最首要的是明星的使用。毫無疑問，明星具有號召力，而當下熱捧的小鮮肉演員對於年輕觀眾就更有號召力。電影使用明星來吸引觀眾是常用的商業戰略，但是大量使用“小鮮肉”明星來主演“主旋律”電影則是比較近期的事情。
從韓三平導演的《建國大業》（2009）起，“主旋律”電影開始使用明星，到其繼續導演的《建黨偉業》（2016）使用明星已經成為慣例，而到劉偉強導演《建軍大業》（2017）則更進一步使用了更多的“小鮮肉”演員，劉昊然、歐豪、李易峰、董子健等人都扮演了歷史名人，這甚至引發了網路上的爭論。
儘管如此，“小鮮肉”依然是“主旋律”吸引青年觀眾的法寶，如《紅海行動》中的黃景瑜，《湄公河行動》、《紅海行動》、《明月幾時有》中的彭于晏等。當更新世代的青年觀眾成為文化消費的主體，“主旋律”電影就必須適應市場的變化，從而在生產、傳播和消費的全產業鏈中更加註重這些青年的立場、聲音和態度，從而進行自我的轉型和升級
“主旋律”電影獲得青年青睞的原因之二是導演和主創著力構造的“使用者友好型”文字。徐克在《智取威虎山》中採取的敘事策略就是如此。電影《智取威虎山》的原著是當代文學的經典《林海雪原》，是一個革命歷史題材的作品，也是一個和當代青年觀眾距離較遠的文字。
那麼，如何拉近與青年觀眾的距離？徐克設定了一個特殊的文字結構，讓韓庚飾演的“海歸”來帶領觀眾走進那段革命世代的風雲往事，換言之就是用了回憶的方式用當代的場景包裹了過去的場景。這就讓青年觀眾更容易走進那個歷史語境。
同為革命歷史題材的電影、成龍主演的《鐵道飛虎》（2016）也有類似的雙重敘事層的設定。而《智取威虎山》人物造型的漫畫化和《紅海行動》的電子遊戲體驗感都帶有濃厚的青年文化氣息。
“主旋律”電影之所以獲得青年青睞，與現實生活和公共話題的粘合度也是重要原因。諸如“愛國主義”或者“民族主義”，在青年文化中其實一直是一個“執拗的低音”。伴隨著中國崛起，其實這種青年的情感結構一直都在，只是常常被遮蔽在娛樂化和非政治化的表象之下罷了。孫佳山認為，“新一代年輕人既有新一代的生活，也有新一代的政治，只是他們特殊的表達方式、形態還不為主流社會所熟知和接受。”
恰如其言，青年有自己的公共性，也有自己表達價值觀的方式。他們會以自己的方式介入到公共議題的討論中，這種“參與性”就可能體現在他們對“主旋律”電影的喜愛和“用腳投票”。《戰狼2》和《紅海行動》都改編自真實的撤僑事件，《紅海行動》更突顯了非常真實的戰爭現場感。兩部電影都體現了中國的大國風範和現代化的軍事力量。而這兩部電影都擊中了青年的情感，由此引發了深度的共鳴。
值得注意的是，“主旋律”電影也會產生粉絲文化。粉絲文化未必就是全然被動型的，而是由自己的主體性和能動性。在“主旋律”電影的傳播過程中，某些好的電影作品也會被青年受眾進行文字參與和文字建構，這也是文化消費的一種方式。
一方面，粉絲會對既有的電影文字進行“權且使用”和“創造性誤讀”，從而創造出新的文字。另一方面，這種參與和建構是隨意的、遊戲化的、娛樂化的。生產者的編碼和消費者的解碼，是一對多的關係。當作者完成了作品，就意味著將作品交託給市場進行文化消費，主流意識形態的編碼就可能被新媒體環境中的文化消費者進行解構式的闡釋，而這類文化消費不僅會使得文字進行再生產，同時會產生很好的傳播效應。
恰如研究者朱麗麗所指出的：在新媒介環境下，網路迷群體社群對影視作品的傳播與接受會產生巨大影響。新型的受眾會不斷進行文字的再生產與再消費，並由此展現自身強大的符號轉譯能力。因此，青年文化會對“主旋律”電影作品進行選擇性的傳播和再生產。這種情況在“主旋律”電影傳播的過程中十分常見。
儘管如此，如何進行官方主流文化與青年文化之間的對話依然是值得探討的議題。某部“主旋律”電影作品的突然走紅或者不走紅，這種特殊的流量效應固然與電影質量或者宣發工作有關，但“網紅”話題電影本身卻能暴露我們這個時代的新現象與新問題：“主旋律”電影如何在青年群體中傳播？嚴肅的題材如何以新的策略進行表述才能獲得青年的青睞？看似帶有“違和感”的“主旋律”電影與青年文化進行對接？
這都是非常複雜和無解的問題，但卻制衡著“主旋律”電影的繼續發展。“偉大也要有人懂”，再好的電影也要受眾的喜歡。隨著外部環境的變化，中國“主旋律”電影還有很多轉型和變化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