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華的《芙蓉鎮》“寓政治風雲於風俗民情圖畫，借人物命運演鄉鎮生活變遷”，即透過描寫芙蓉鎮上一群普通人在政治風雲變幻中曲折坎坷的命運，對造成這種命運悲劇的時代環境及人性因素進行了較為深刻的反思，成為反思文學中長篇小說的代表作。

▌作者 孫海軍

超越了傷痕故事本身的反思文學，更多著眼於歷史悲劇發生過程中人物的心靈現實，展示特定歷史環境中人物的內心情感，對人物精神世界試圖解剖與拷問，從而將一般性的政治反思上升到文化反思的層面。《芙蓉鎮》的深刻之處正體現於此。作品不僅有對政治運動造成的時代大環境的反思，更有對時代環境催化了人性之惡的反思。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後期興起“文化熱”的背景下出現的“尋根文學”中，便產生了將這種“反思”引入事物“本原”意義的追溯的趨向，以探索“歷史失誤”與民族文化心理“積澱”之間的關係。可見，反思文學既深化了傷痕文學，也在尋根文學中開啟了對於“歷史失誤”和“人性善惡”的根源性原因——民族文化心理——的探索。

“人性”中，既有動物的自然屬性，更有文化的社會屬性。正常的社會環境，懲惡揚善，氣正風清，人性中的“惡”被遏制。非正常的社會環境，人性缺失，價值失範，人性之“惡”得不到遏制，甚至還會被激發出來。這一點，在小說《芙蓉鎮》中的李國香、王秋赦兩個形象上得到充分的證明。

《芙蓉鎮》前兩部分的故事發生在1963和1964年，故事展現給讀者的，是湘、粵、桂交界五嶺山區的一幅幅風俗民情畫。儘管秦書田的存在昭示出“反右”運動已“結出碩果”，但社會還處於正常的執行中。國營飲食店的經理李國香和吊腳樓主王秋赦，對芙蓉鎮上的一些人和事雖然心存“怨恨”，但也限於私人之間。在黎滿庚和谷燕山那裡，李國香都沒有獲得她所期待的婚戀結果。碰了“軟釘子”的她，認為這是由於“芙蓉姐子”胡玉音的美麗存在導致的。李國香對胡玉音的“怨恨”，原本出於人性中某些“小惡”的因素——忌妒。但當“極左”政治運動來臨時，這位“政治闖將”李國香，本能般地抓住機會，找到胡玉音的“先天缺陷”——出身不好，並藉助政治運動對胡玉音進行打擊，以至於連她自己都相信：這是不同階級之間的鬥爭。

《芙蓉鎮》第三部分的故事發生在1969年，李國香與王秋赦之“惡”在“極左”政治環境中得到淋漓盡致的發揮。運動根子王秋赦，本性“好吃懶做”。土改後分得了吊腳樓。然而吊腳樓沒能改變他的惰性，他成了“王秋奢”，將土改帶給他的“成果”坐吃山空之後，在吊腳樓裡繼續做著重新分浮財的美夢：

他盼著有著一日又來一次新的土地改革，又可分得一次新的勝利果實。“娘賣乖！要是老子掌了權，當了政，一年劃一回成分，一年搞一回土改，一年分一回浮財！”他躺在吊腳樓的破席片上，雙手枕著頭，美滋滋地想著誰該劃地主，誰該劃富農，誰該劃中農、貧農。

這一段對王秋赦的描寫，頗有阿Q在土穀祠中做美夢搬走秀才娘子的寧式床的色彩。出乎王秋赦意料的是，政治運動再次掀起，李國香重返芙蓉鎮時，他居然“美夢成真”了！在他身上，時代環境催化出來的“惡”，已遠遠不是“好吃懶做”的惡習了。藉助政治運動，他滿足了自己的私慾，與李國香狼狽為奸，將他們所“仇視”著的善良人幾乎置於死地。王秋赦變成了王秋蛇。

王秋赦這類壞人對自己所行之“惡”是渾然不覺的，而且還能理直氣壯！外在社會環境讓人性之惡能如此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例如，李國香和王秋赦的苟且，按當時的“標準”，似乎才是“狗男女”“黑夫妻”，然而這一惡名卻冠在胡玉音和秦書田身上，這是多麼具有諷刺意味的事。

恩格斯指出，在文學作品中：主要的出場人物是一定的階級和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們時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們的動機不是來自瑣碎的個人慾望，而正是來自他們所處的歷史潮流。試想，如果沒有“極左”運動，李國香、王秋赦們的“惡”，應該僅僅是人性中低劣的構成，對他人對社會，不會形成破壞性。然而，非常態的社會政治環境，卻讓他們人性中的“惡”膨脹開來，產生巨大破壞性，釀成了悲劇。

（原標題：《芙蓉鎮》的風雲變遷）

編輯：tf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