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已有研究的不足：
揭示人類合作行為的促進機制一直是心理學、經濟學、社會學和神經科學等領域專家試圖解決的重要問題之一。透過回顧社會正念與合作行為的相關研究，可以發現關於合作行為影響因素的研究隨著學科領域的不同，其側重點和理論依據均有所區別。
經濟學家更側重從數學建模的角度分析合作行為的最優策略，生物學家立足進化論的視角探究人類合作的演化機制，心理學家更注重人類合作行為的社會心理過程，而認知神經科學家則側重從大腦層面、生理機制層面揭示人類合作行為背後隱藏的黑箱。
雖然自亞當
·
斯密提出理性經濟人假設來解釋個體面臨社會困境問題時的動機根源以來，研究者們在探索人類合作演化機制上取得了巨大進步，但這些研究理論的
“
悖論
”
至今未能得到解決：若認為人是
“
理性的
”
、
“
自利的
”
，那麼為何在人類社會乃至自然界中，不管群體間還是群體內均存在著大量的合作行為，而且這些合作行為往往都是以犧牲自我利益為代價的。
因此，尋找人類合作行為的動力機制是近年來研究者關注的熱點話題。目前，關於人類合作行為背後的根源研究
（
動機
）
已呈現出兩種完全不同的研究主流：一種是經濟理性，另一種是社會理性。
其中前者強調能將自我利益與集體利益連線在一起的外源獎勵在促進人類合作行為中所發揮的作用，但諸如神經經濟學、心理學、組織行為學、經濟學等不同領域的實驗研究證實，來自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個體儘管在未來收益為零的匿名情境中也願意做出合作。
所以強調促進合作行為的社會心理因素勢必成為未來研究的重點，然而現有研究從社會正念的視角探索促進合作行為的社會心理過程，在研究框架、實驗正規化和資料處理等方面還存在著一定的不足之處。
第一
，經典合作理論受到實驗室研究結果的挑戰，尋找適應性更強的理論框架成為必然趨勢。根據互惠理論和親緣選擇理論的觀點，個體間存在著互惠關係和較高的遺傳相似性，因此在社會互動中採取合作策略比競爭策略有著更高的適合度，即採取自我抑制
（self-restraint）
的合作決策是系統中所有個體的優勢策略。
在這種經典的合作理論中，若博弈雙方選擇合作所帶來的收益大於不合作的收益
（
或選擇合作所帶來的損失小於不合作的損失
）
，雙方便會形成一個合作的穩定均衡，即納什均衡。但上述理論模型受到這樣一種現實問題的挑戰：隨著博弈次數的增加，雙方的合作勢必會由於資源的有限性而轉化為衝突，而這種衝突將會導致合作平衡的解體。
上述經典合作理論是基於對稱性的模型發展起來的，然而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現實背景中的個體之間往往是一種高度的非對稱性關係，這種非對稱性可能體現在社會關係的不對稱，也可能體現在決策結構的不對稱性。
有學者指出，對稱性前提假設可能是造成互惠理論或親緣選擇理論出現困境的本質原因，因為在現實情境中，個體行為大多數是基於不對稱條件下
（
如社會地位不對稱、獲益機會不對稱等
）
發生的，因此，立足現實背景，選擇不對稱模型作為分析社會困境問題的理論框架，有助於解釋合作行為的影響機制。據此，本研究關注人際互動過程中，對手在社會正念水平上所形成的不對稱在誘導合作行為過程中的差異特徵，並尋找其中介與調節作用模型。
第二，
社會正念理論體系有待進一步完善。任何一個理論興起與發展都需要經歷實證研究的檢驗，才能夠發展得更長遠。從現有的文獻來看，社會正念理論發展仍處於起步階段，其強調有意識地去關注人際互動中他人的需求和偏好，究竟對合作行為如何發揮作用尚不清楚。
此外，由於社會正念與正念、社會敵意、親社會行為等概念存在內在關聯和區別，現有的理論還未就這一問題進行過細緻的分析。最後，社會正念究竟是一種穩定的特質因素，還是受情境影響較大的一種狀態因素，現有的文獻未能給出合理的解釋。鑑於社會正念理論所存在的不足，將社會正念理論引入中國，需要從概念內涵、實驗正規化、影響機制等方面詳細概述社會正念，以期推動社會正念理論的發展。
第三，
社會正念正規化在中國文化背景下使用時，在測評效度和文化適應性等方面受到質疑，迫切需要改進社會正念正規化。雖然
VanLange
等人開發的
SoMi
正規化在社會正念測評上具有開創性的意義和價值，而且在他們的研究中也證實
SoMi
正規化具有較高的信效度，但從文化適用性和外部干擾因素兩個角度來看，
SoMi
正規化仍然存在有待改進之處。
具體而言，
SoMi
正規化是基於西方文化背景所開發，它是基於
“
自我本位
”
取向設計的社會決策任務。從實驗材料的選擇上，開發者所選用的
“
鬱金香
”
、
“
甜點
”
都是具有典型歐洲文化特色的物品，且物品之間的顏色和效能都有可能成為額外變數干擾被試的選擇。
因此，引入
SoMi
正規化還需要對其實驗材料進行本土化修訂，以符合中國文化特色。此外，
SoMi
正規化主要用於測查個體的社會正念水平，而考察社會正念與合作行為關係的研究大多基於人際互動情境，那麼，如何將社會正念與合作行為的實驗任務設定在合理的實驗室情境中，可能成為影響實驗效果的關鍵因素。
社會正念影響合作行為的研究構想：
鑑於以往研究存在的不足，本研究將結合文獻研究法、問卷法和行為實驗法，以社會困境問題作為研究的基本框架，進而探究社會正念對合作行為的影響機制。在這一構想的引導下，本研究在實驗正規化、測評方法和研究思路等方面進行了完善，以期提升研究結果的可靠性。
首先
，無論是社會正念正規化，還是博弈正規化，本研究都將其設定在真實的人際互動情境下進行的。在社會正念測量方面，本研究選擇真實的人際互動情境，透過設定假被試在物品選擇遊戲中選擇非唯一選項
（
高社會正念
）
和非唯一選項
（
低社會正念
）
的比例來操控對手社會正念水平的高低，並透過測查被試完成物品選擇遊戲後對假被試的社會正念感知水平以檢驗實驗操控的有效性。
在合作行為實驗正規化的選擇過程中，考慮到以往研究所選擇的博弈任務較缺乏真實情境，從而導致生態效度較低，本研究選擇適合設定真實雙人互動情境的公共物品遊戲來測查被試在社會困境中的合作行為，並透過
“
微信紅包
”
設定
“
紅包接龍游戲
”
，建立以
“
紅包
”
這一真實的公共物品獎池，以被試貢獻到公共物品獎池中的紅包金額作為合作行為的水平，這一方面激發了被試參與實驗任務的動機，更重要的是提升了實驗正規化的生態效度。
其次
，影響合作行為的個體差異因素較多，本論文的所有研究均採用統計控制法來降低額外變數對實驗結果的干擾。以往研究發現，諸如特質信任、移情關懷、觀點採擇和心境狀態等額外變數可能會造成合作決策存在較大的個體差異。此外，性別、年齡、收入等人口學變數也會影響實驗結果。所以，實驗開始前，被試需要完成人口學變數、特質信任、移情關懷、觀點採擇及情緒狀態等變數的測量，資料分析前將與合作行為相關的額外變數作為協變數加以控制，進而提高研究結果的可靠性。
其次
，揭示社會正念對合作行為的促進機制是貫穿整個研究的主線。考慮到目前還未有實證研究探討過社會正念與合作行為的關係，本研究有必要初步探索二者的關係，一方面是檢驗理論依據是否合理，另一方面驗證實驗正規化和測評方法設定的科學性，故透過研究二的兩個行為實驗探討了社會正念對合作行為的直接效應。
結語
認識社會正念與合作行為的深層關係，必須要了解影響社會正念與合作行為的中介變數和調節變數，透過梳理已有的文獻，本文推測社會正念促進合作行為可能存在兩條路徑：認知路徑和情緒路徑，前者可能透過對對手的可信度進行評定
（
即信任水平
）
來指導決策行為；而後者可能透過滿足個體自主性來提升幸福體驗，進而促進合作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