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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普光:五四,想起《新青年》上的易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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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普光:五四,想起《新青年》上的易卜生

文/趙普光

晚上,來到書架前,抽出很久沒有觸碰了的《易卜生文集》和《新青年》雜誌。因為我想起了一件往事。

多年前,曾在南京大學鼓樓校區大禮堂看過一場學生劇社演出的《國民公敵》。很多細節早已忘卻,但當時滿頭大汗看戲的印象應該是不會錯的,儘管不記得是因為禮堂內溫度高,還是因為演員和觀眾激動情緒的感染。後來偶爾看演劇,也再沒有那種熱氣蒸騰的感覺了。

趙普光:五四,想起《新青年》上的易卜生

易卜生知名度在中國極高,譯作版本多,譯者亦眾,但我想易卜生之深入人心,有兩個人的貢獻不可忽視,一是胡適,一是魯迅。在中國,易卜生最初大火了一把的,當然還是在1918年《新青年》第四卷第六號的“易卜生號”上。此期專號,胡適貢獻最大,他的長文《易卜生主義》打的就是頭陣。隨後即有《終身大事》等一批模仿劇出現。而魯迅的《娜拉走後怎樣》演講,以娜拉破題,以易卜生入手,其廣而告之的作用也不容小覷。

胡適的模仿戲劇《終身大事》,魯迅在女師大的演講,雖然表面看他們似乎感興趣的都是《玩偶之家》,實際並非完全如此。無論胡適還是魯迅,他們對易卜生的著眼點都不僅在家庭,不僅在婦女解放。家庭之外,更有一個世間。在這個意義上,《國民公敵》(《新青年》雜誌上譯為《國民之敵》,後潘家洵等多譯為《人民公敵》)更符合他們的一貫思路。

善著長文的胡適在那期專號開篇洋洋灑灑萬言談易卜生主義,他強調的是易卜生的寫實。他說,易卜生的人生觀,只是一個寫實主義。循此,他作了很多發揮,“人生的大病根在於不肯睜開眼睛來看世間的真實現狀。”易卜生主義“表面上看去,像是破壞的,其實完全是建設的。”“若要病好,須先認有病”,然後才能治病。胡適還專闢一節談易卜生寫個人與社會的關係,其中他舉了兩類人,一類人“起初未必滿意,久而久之,也遂慣了,也漸漸的把黑暗世界當作安樂窩了。”一類人是“那些不懂事又不安本分的理想家,處處和社會的風俗習慣反對,是該受重罰的。執行這種重罰的機關,便是‘輿論’,便是大多說的‘公論’。”他這些議論,所本的例子主要就是《國民公敵》。

魯迅接觸到易卜生應該早於胡適。易卜生在東方最先熱起來的,是二十世紀初的日本。那時候魯迅還在東瀛求學。魯迅的《摩羅詩力說》《文化偏至論》就已可見出易卜生的痕跡。魯迅對易卜生感受最強烈的,一定是其個性主義的張揚。相比《娜拉》,魯迅的關注重點和趣味大概也更傾向於《國民公敵》,雖然他並沒有對後者談論多少。

胡適和魯迅都是從宏觀來談,而易劇《國民公敵》中很多的細節確乎真切,人物鮮活、面孔生動,頗多可道之處。比如《國民公敵》第四幕,斯多克芒醫生的演講被打斷,市民們群情激憤,整個會場高呼“對!對!對!他是人民公敵!他恨國家!他恨全體人民!”。主持人阿斯拉克森宣佈“湯莫斯·斯多克芒大夫為人民公敵”。人群一片喧囂中,“市民丁”與報館職員“畢凌”這樣談論斯多芒克:

市民丁:不,我看他是懷恨報仇。他想為一樁事出氣。

畢凌:前天他提過加薪水的事,可是沒加到手。

看似閒筆的對話,顯示出巨匠的妙手。不知魯迅讀到此,當會有何感想。我看到這裡,目光一下子打住了,停頓很長時間。這兩個角色的聲調、語氣、神態,那畫面引人忍不住腦補不已。這哪裡只是1882年的挪威?不能不驚歎,真的是“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古語有云:“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而這最好的辭,豈不就是動機上的猜測、道德上的汙名麼。殺人誅心,竟真是一些人屢試不爽的武器。

戲劇第五幕末尾,“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正是最孤立的人”,斯多克芒這話擲地有聲。可我又隱隱覺得,這部戲如果只保留前四幕,是不是會有不同?如果在群眾同仇敵愾的“人民公敵!人民公敵”的討伐聲中,全劇落幕如何?因為,愈發殘酷的一切在這樣的喧囂中,才真正剛剛開啟。可是易卜生還是要把現實的悲劇,染上理想的亮色。又如娜拉關門時那“砰”的一聲,也曾讓多少人尤其是多少女性心潮澎湃。然而,獨啜失敗和孤寂的苦酒,總是抗爭者的必然宿命,悲劇感畢竟頑強地從劇作樂觀結尾的背後氤氳漶漫開來,這決非作家所能真正左右。

趙普光:五四,想起《新青年》上的易卜生

《易卜生戲劇四種》

作 者:(挪威)易卜生 著 潘家洵 譯

出 版 社:人民文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9年07月01日

“人生最苦痛的是夢醒了無路可以走。做夢的人是幸福的;倘沒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緊的是不要去驚醒他。”魯迅清醒而絕望地看到了那片悲哀的氤氳,而斯多克芒卻仍要發出激憤的詛咒,去打擾那沉浸於睡夢中的幸福。斯多克芒醫生付出了自己的代價。然而,為此付出代價的,又何止斯多克芒一家?魯迅曾說:“我想這鞭子總要來,好壞是別一問題,然而總要打到的。但是從那裡來,怎麼地來,我也是不能確切地知道。”而易卜生在1883年給朋友的信中則預言:“十年之後,社會的多數人大概也回到了斯多克芒醫生開公民大會時的見地了。”如此看來,易卜生還是樂觀的,他畢竟不是魯迅。

當然,對後人的任何解讀,易卜生不需負責,也許他都可以一笑:“我寫那篇卻並不是這意思,我不過是做詩。”

原標題:《趙普光:五四,想起《新青年》上的易卜生|文度書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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