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是司馬談、司馬遷兩代人共同完成的，這在古今中外歷史上絕無僅有，司馬遷父子用生命踐履了《史記》傳承的信仰。《史記》的歷史哲學是對孔子、左丘明歷史哲學的繼承發展，對

“春秋筆法”“微言大義”作了全面闡釋。《史記》的歷史哲學可分為三個層次：一、人的歷史使命。二、歷史是人道的演化。三、歷史的變化有規律可循，記載歷史是求道的過程。司馬遷歸結為：“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

首先，司馬談、司馬遷創作《史記》的動力就是一種歷史使命，這種歷史使命的核心是

“孝”。司馬談將“孝”的意義歷史化，司馬談臨終前拉著司馬遷的手，泣曰：“

餘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餘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餘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

”

（《史記·太史公自序》）

這正是

“孝”的本義。

人的歷史是由父母與子女之間關係完成的，從遠古一直延續到未來，父母與子女的關係就是歷史的關係。人的歷史是文化的歷史，每一代人都是在前一代人的文化基礎上創造新的文化，沒有任何一代人可以逃脫這種歷史關係。中華文化把這種父母與子女的關係定義為

“孝”，明確“孝”是一種文化關係，

《禮記·中庸》：“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歷史是把祭祀理性化，

“道德”、“孝”、“祭祀”、“歷史”合為一體。

“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司馬談、司馬遷父子之所以能共同完成《史記》也正是因為

“孝”，司馬遷不忘父親的諄諄教導，繼承了父親的遺志。

《史記·太史公自序》：“曰：‘於戲！餘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於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於餘乎，欽念哉！欽念哉！’”

把

“孝”延長到遠古，並把它用文字敘述出來，就是《史記》。

其次，歷史是人道的踐履過程。人道是人的道德，即：人性、人情、智、仁、勇、誠、信、義、禮的演繹。對人道的闡釋在先秦主要在《詩》、《書》、《禮》、《樂》、《易》、《春秋》之中，所以

“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就是探索人道演化的規律，意即“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道德”、“人性”、“人情”、“智”、“仁”、“勇”、“誠”、“信”、“禮”等等都是對人的內心和具體行為的抽象，雖然《詩》、《書》、《禮》、《樂》、《易》、《春秋》已經把用語言把人道的演繹分類具體化，但這些語言依然是對生活的一種抽象，是一種“空言”。如果不能對生活有深刻的理解，很難理解這些“空言”。生活是具體的，鮮活的，非語言的。離開書本看看周圍的世界，就可以清晰地感受到非語言的生活。人道的演繹是體現在生活之中的，生活是人的活動，透過對人的活動的敘述可以更深切著明地表現人道的演繹。

人離不開社會，政治是人的生活方式，理想的政治是人與人和諧地生活在一起。但現實的政治並不總是處於和諧的狀態，通過歷史可以得知政治的興衰與得失。

《史記·太史公自序》：“王跡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

歷史是一個演化的過程，而生活是當時的，當時的生活不可能體驗到漫長的歷史演化，通過歷史才能知道人道演化的規律。事物的變化在現實生活中看上去非常微小，幾天或幾年的變化，不足以引起社會的巨大變革，但歷史告訴我們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

所以，

“君子慎始，失之毫釐，差以千里。”

通過歷史可以知道現實些微變化的危險所在，才能防微杜漸。否則，必然會召來罪惡和災難。

最後，歷史的變化背後有規律可循，記載歷史是一個求道的過程，

“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在西方哲學中，歷史和哲學有一種矛盾。歷史是偶然的，是對流變的現實世界的真實記錄；哲學是必然的，是對永恆之物的認識。中國文化則認為永恆存在於流變的現實世界之中，在歷史中可以看見道德的演變，也只有在歷史中才有足夠的時間尺度完成演變的過程，歷史在記錄流變的生活時，也表達出永恆的哲學。

《史記·天官書》：“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為國者必貴三五。上下各千歲，然後天人之際續備。”

因此，歷史是一種理論，《史記》也是一種理論的完成，司馬遷最終完成了

“成一家之言”的理想。創立獨立史學的理想可能最早來自父親司馬談。司馬談對陰陽、儒、墨、名、法、道德等學說進行過總結，各分析了其利弊，提出“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從《史記》的內容，我們可以看出司馬遷集百家之長融為一體的志向。

《史記·太史公自序》：“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

理論是對事物的道理的認識，關於歷史的理論是對人道的認識。這種認識是透過語言敘述出來的，中國歷史有其獨特的敘事方式。歷史是人的歷史，人物就是歷史的主角，歷史的演變是以人物活動為主線敘述的。人物活動包括言行兩部分，當時的言行都會隨時間而消失，這兩部分對於後人而言都只存在於語言之中。所以古代史官的責任就是隨時記錄重要的言行，

“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

這種敘事方式如同自傳，歷史本來就是人類的自傳，任何閱讀歷史的人都可以把歷史理解為自己成長的經歷。

歷史是以興衰得失為意義進行的演繹。歷史是人的歷史，必然以人的價值觀為意義進行演繹。人的價值觀以善惡為標準，在中國哲學中，善惡可以具體到智、仁、勇、正、義、誠、信、禮等標準。仁義誠信就是善，不仁不義就是惡。這種敘事方式其目的是為後人總結經驗教訓，讓子孫後代能更好地生活。

此外，歷史是一種抽象，對生活的抽象。《史記》有五十餘萬字，這五十餘萬字是對三千年中國文明史的抽象。

“抽象”一詞來源於《周易》，八卦的卦象、卦名、卦辭都是對事物的抽象，

《周易·繫辭上》：“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孔子的《春秋》借鑑了這種抽象方式，《史記》的敘事方式結合了《春秋》和《左傳》，形成了一種新的演繹方式。《史記》的時間序列不再是一種均衡排列，而是根據歷史事件的價值和演變進行劃分和排序，並用簡短的語言進行命名。例如：

“維昔黃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各成法度；唐堯遜位，虞舜不臺；厥美帝功，萬世載之。作五帝本紀第一。”

這一部分類似《春秋》，是全書的綱領。然後分章節對綱領進行詳細敘述，這部分類似《左傳》。在內容上，因為《史記》追求

“

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

”所以更加豐富，更像今天的百科全書。例如《史記》載有八書：禮書，樂書，律書，曆書，天官書，封禪書，河渠書，平淮書。其中，平準書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記載金融演變的著作，

“維幣之行，以通農商；其極則玩巧，併兼茲殖，爭於機利，去本趨末。作平準書以觀事變，第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