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注重禮儀，諸多禮中特別重要的是喪禮。父母死後，要守孝三年，期間不能飲酒食肉、不能作樂、不能洗澡梳頭、不能夫妻同房。

孔子說：“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

孟子說：“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者可以當大事。”

父母活著的時候，好吃好喝地伺候，讓他們頤養天年，不算什麼大事。父母去世了，按喪禮把喪事辦好，守孝三年，這才是大事。

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秦始皇焚書坑儒，三年之喪的制度肯定不會被認可。

到了漢武帝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終於走上了輝煌的文化統治地位，三年之喪想必該成為制度固定延續下來了吧？官員的父母去世，就該離職守孝三年了吧？

可是，翻閱歷史，並非如此。

漢朝朝廷沒有規定父母去世官員守孝三年的制度，給官員的喪假也就只有幾十天，只夠路途奔波、辦理喪事的時間。

三年之喪，雖然不是制度，但也有官員堅持。

漢成帝時的丞相薛宣，後母去世，他的弟弟薛修便要辭官守孝三年。薛修的決定卻得到薛宣的反對，理由是大多數人都不這樣做，而且辭去官職經濟、仕途上的損失很大，得不償失。

薛修不聽哥哥的勸告，堅持守孝三年，最後竟導致兄弟反目。

服三年喪，在西漢並非普遍現象。到東漢，官員守喪與西漢相比，漸成氣候，朝廷也給予默許。但是，一直未從制度上加以強硬規定，而且自己主動服三年喪的官員，在儒家道德上有了加分，在仕途上卻損失極大。

守孝期滿後，官員有重回官場的資格，但是，原來的官級是不保留的，必須從頭幹起。

打個比方，守孝前，你是處級幹部，孝滿後，你就有可能要從科級幹起。

漢武帝后，以儒家獨尊，如此重要的“三年之喪”儒禮，為何不加以制度要求，並提供落實保障呢？

溯源君認為，原因可從內外兩層分析。

從漢代朝廷內部看，彼時的官僚體制處於建立初期，尚不完善，不但各項規定不細、獎懲粗糙，而且官員數量有限，往往是因事設崗，因崗定人，幾乎每個官員都在做實實在在的事，更沒有因科舉而產生的大量候補官員。一旦有人因守孝離職三年，找人頂替他的崗位，就是麻煩事。

著眼於這一客觀存在的現實，朝廷當然不會希望官員們都去服三年喪了。

從外部儒家思想影響程度來看，歷經百家爭鳴、焚書坑儒，儒家的正統地位在漢代僅僅剛被樹立起來，不可能一下子就影響深遠、廣泛。況且焚書後，大量儒家經典被付之一炬，其傳播思想的重要載體——書籍，還沒有得到恢復和完善，思想影響可想而之。當然，人們對孝道的理解更不會像唐宋尤其是宋以後那麼深刻、精細。

由此可知，漢代推崇儒學，卻不提倡三年之喪，是因時因勢而為，說白了就是對我有用的取之，無用的棄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