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元朝，除了橫掃世界的無敵軍隊外，大家第一反應就是腐敗。作為一個軍事帝國，皇帝一心只想著打仗，能入眼的政務只有軍事和財稅，壓根不理朝政。元朝的制度也繼承了蒙古人粗獷的風格，制度粗糙就帶來一個問題，漏洞太多了，官員們玩了命的鑽空子，買官賣官、土地兼併情況非常嚴重，在這其中滋生的腐敗便是整個國家的壞疽。

不過這些情況都是元朝中後期出現的，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期間，是元朝最強盛的時期，他對貪腐行為深惡痛絕，併為此頒佈了一系列廉政法令，這些措施成效顯著，忽必烈在位期間也成為元代政治最清明的時期。

忽必烈在潛藩時期就對貪腐嚴懲不貸。憲宗元年（1251）蒙哥即蒙古國大汗之位，忽必烈作為他的弟弟自然深受倚仗，“憲宗盡屬以漠有漢地軍國庶事”。忽必烈此時儘管僅是一名藩王，但很想大有為於天下，因此聚集了四方文學之士，組建了號稱“金蓮川幕府”的謀臣集團，商討如何治理國家。他在邢州建立了安撫司，開始了他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廉政。

邢州當年被元太宗封給了啟昔禮、巴歹兩名勳貴。這倆人得了封地，就趕緊把監牧換掉，把權力掌握在自己手裡。但沒了熟悉政務的舊臣，封地該怎麼治理，他們卻從來沒想過，只知橫徵暴斂，加上連年戰爭，百姓在他們手裡自然是苦不堪言。兩人受封之時，邢州有百姓萬餘戶，還算是個熙熙攘攘的城市，但在這些官員的剝削下，民不聊生，百姓不得已只得逃往他鄉，待忽必烈接管此地時，邢州只剩下六七百戶了。愛民心切的忽必烈下令務農薄稅，嚴懲貪官汙吏，起到了很好地威懾力效果。這才讓邢州的百姓總算有了喘息之機。

忽必烈治理河南的成績同樣可圈可點。當時宋蒙戰爭正打得激烈，憲宗在汴梁設立經略司，命忽必烈主持大局。在戰爭的烏雲下，河南人民居無所依，流離者眾多，更慘的是，蒙古軍隊毫無紀律，到處遊蕩劫掠居民。官員同樣巧取豪奪，搞得民不聊生，幾番下來，河南十室九空，沒人耕種田地。

得知此地的慘狀後，忽必烈派心腹史天澤、趙璧等人前往治理。史天澤一到河南，便毫不客氣地殺雞儆猴，直接誅殺了百姓們痛恨的河南總管劉福及其黨羽，立屯田保甲以守衛邊鄙，不出兩三年，河南大治。忽必烈集團除暴安良的雷霆手段，令各地貪官劣紳無不瑟瑟發抖。

其實出現上述這種情況是有歷史根源的，蒙古國擴張時期，憲宗等人忙於征戰，無暇細細管理地方，因此任用官吏往往是佔領一處便任其納土皈依之人為長官，這些人的職位還能傳子傳孫，相當於封地了。這種原始的制度自然弊病無限，他們口含天憲，在這一畝三分地裡權勢滔天，任意為所欲為。

忽必烈即位不久，就有人上書請求更改這一弊政。至元元年（1264），忽必烈下詔制定了廉政措施，包括不得擅用官物、借易官錢、擅科差役，軍馬不得停泊鄉村，詞訟不得越界陳訴，以及一系列勸農桑、均徭役措施。又在次年下詔罷免州縣世襲制度。要知道蒙古國是沒有施行過廉政制度的，直到忽必烈開了這個先河，蒙古人的統治在此之後才走上了正軌。

蒙古人生長於朔漠之間，過的是遊牧生活，對漢地的農耕生活可謂是懵然無知。但佔領全國，建立元朝後，就必須改弦更張，適應漢地。忽必烈一開始對農民非常不理解，他問張德輝：“為什麼農民一年忙碌到頭，結果反而吃不上飯，買不起衣服呢？”可以看出，忽必烈雖然生於宮廷之內，長於綺羅叢中，但也能注意到農民度日維艱，衣食不贍，所以才有此問。張德輝的回答一針見血：“農桑是農民衣食所繫，可一年勤勤懇懇的收入大部分都交了賦稅，剩下的粗糧、壞糧留給自己。日子本就拮据，還要被官吏敲骨吸髓，農民怎能不受凍餒之苦？”

這番話給了忽必烈很大的觸動，讓他下定決心懲治農事領域的貪腐。至元八年（1271），忽必烈下詔規定縣官的升降制度，只有做到人口增加、荒地得到開墾、訴訟減少、盜賊絕跡、賦稅均平者才能評選傑出官員，這五件事做好其三就可以升遷。如果一個縣官五事都沒能做好，整天混日子，那就只能降級或貶謫了。

為了做到“落到實處”的獎廉懲貪，忽必烈鼓勵“官吏間的舉報”，只要彈劾屬實，便可升官發財。至元年間，忽必烈先後處置了阿合馬、桑哥等貪官汙吏，牽連其黨羽數百人，阿合馬更是被剖棺掘屍，御史臺官員知其奸惡而不彈劾者，全部罷職。可見忽必烈手段之強悍！

元朝是個短命王朝，國家持續不到百年，其最主要原因便是政治腐敗，不過在忽必烈當政時期，政治還算清明，就是因為他大力整治貪官汙吏，對貪腐絕不姑息，他也稱得上元朝最有為的天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