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到底能不能，究竟什麼時候才能克隆出一個分身來替自己工作呢？”

針對這個問題，“多莉”用自己短暫的一生明確地給予了我們答案，暫時是不能的。

1963年，“克隆”最早被在學術界中被提了出來，只不過當時它是另一個名字，叫做“clone”，意為“複製”、“轉殖”。

光從這個名字上，咱們就能大致瞭解這項技術的意義了，從本質上來看，其實這就是利用生物技術進行無性繁殖，最終再“複製”出另一個與被克隆者完全相同的生物的過程。

也正因如此，這項技術也一度被稱作“生物放大技術”。其實有關生物無性繁殖方面的研究，一直都是各國研究的一部分，像什麼“克隆蟾蜍”、“克隆魚”，在被研究出來後，也沒有得到人們的廣泛重視，“克隆”始終都是一個較為小眾的話題。

那這個現象是在什麼時候起被改變的呢？自然是1997年2月27日英國《自然》刊登的那一期報告了——英國經克隆技術培育出了一隻小母羊。

“多莉”的誕生無疑是有劃時代意義的，因為那是世界上第一例藉助乳腺細胞克隆生物成功的案例。

雖然如今的我們已經摒棄了這種技術，採用了新型誘導幹細胞技術，但那在當時可是轟動一時的。

但當時的人們還是對於克隆產生了一系列的幻想，比如克隆絕育的寵物、使其繁衍優秀後代，克隆瀕危的動物、使其種族延續，甚至於大家還有一個終極目標，克隆一個“我”來替自己辛勞工作，可最後這些幻想卻大多破滅了。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克隆技術要想得到廣泛運用，就必須克服三個問題：安全性、基因多樣性、倫理道德性。

安全性就不用在這裡多說了，在明確克隆技術已經徹底成熟、安全性得到保障之前，沒有人會拿自己的生命開玩笑。

以“多莉”為例，一出生的時候就已經6歲了，時刻都面臨著衰老的風險、疾病的威脅，這有誰受得了呢？

而這問題就出在了“端粒”上面。由於端粒位於染色體兩端，而細胞則會定期分裂、 DNA複製，所以每次細胞分裂的過程中，端粒長度會減半，這就間接地決定了細胞的壽命以及人的壽命。

更嚴重的是，端粒分裂的越多，基因的不穩定性就越強、人體患病的機率就越高。也就是說，即使你複製了一個“自己”，勤勤勉勉地替自己幹活，獲得的收入也不一定夠你給克隆體治病。

另外“多莉”雖然培育成功了，但這並不代表克隆實驗的成功率很高。

根據有關資料統計，在牛羊類哺乳動物的克隆實驗中，有20%的克隆體在實驗中就會夭折，15%的克隆體活不過斷奶，絕大多數的克隆體都很難存活到預期時間。這還僅僅是動物，想要克隆人難度更高、其存活難度更是指數級增長。

其次，我們再來談一談基因的多樣性問題。

我們都知道生物在演化的過程中會趨向於“多樣性”，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應對各種突發到來的意外、提高生物本身的存活能力。可是克隆的問題恰恰就出在了這裡。由於克隆本身是“複製”，所以會導致物種的基因單一化，到了嚴重的情況時，甚至會導致某一物種直接滅絕。

大家可能覺得這種說法有些駭人聽聞，那我們不妨舉例來看。

為了追求高產，人們大規模的克隆了同一種奶牛，以至於其他奶牛沒有了生存空間、逐漸消失。這種局面看似高效穩定，可是一旦出現了一種奶牛無法對抗的病毒，那麼很快就會爆發流行性疾病，可能人們還沒來得及做出應對與反應，奶牛就已經損失殆盡了。

固然，只要提前保留樣本，這種奶牛依然算不上是滅絕，可是倘若我們將故事的主人公換成人類呢？

在這個問題沒有解答之前，克隆技術還迎來了最受爭議的一點，也就是倫理道德性。

自克隆技術被推出之後，針對其是否符合倫理道德方面，人們產生了廣泛爭議。倘若你去問一個人，克隆人違不違反倫理道德呢？他大機率會回答你違反；你要問及哪裡違反？他可能會告訴你：不知道，但就是違反。

其實，盲目而武斷地給克隆人是否違反倫理道德下定義是不準確的，因為倫理道德的邊界本身就是難以確定的。

從落紙成文的角度來看，可以作為依據的國際條例僅有兩個，一個是《人體生物醫學研究國際道德指南》，另一個則是著名的《赫爾基辛宣言》。

倘若以這兩篇規定的角度來看，克隆人其實並沒有違反倫理道德。

而常規意義上的克隆人，其實是分為生殖性克隆以及治療性克隆兩種的，前者就是我們所說的，克隆出一個“打工人”；而後者則不一樣，主要是指克隆出人類的器官。

就目前的國際情況來看，針對生殖性克隆這方面的研究是各國明令禁止的，主要原因是該項技術還不成熟、同時也具備太多的不穩定性。

至於治療性克隆，其實目前很多國家都在從事這方面的研究，畢竟這是救人的好方法。

綜上來看，我們不難得出結論，其實各國並沒有停止在這方面的研究，而克隆技術本身也不是說真的從我們的生活中消失了，只不過當我們得知無法“克隆自己”後，明顯對其關注度都有所下降，以至於最後大家才會覺得克隆技術是“涼了”、銷聲匿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