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二戰後世界經濟發展歷程來看，雖然一些國家經歷了人口撫養比的多次變化，但勞動年齡人口數量往往是持續增加的。像近期中國大陸這樣的人口轉變：人口撫養比快速提高和勞動年齡人口數量下降同時發生的情況是很少見的。供給側的條件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舊的模式不再適用，新的模式正在建立，我們要認識和尋找新的提高勞動生產率的辦法。

有一些有利因素在未來能夠幫助中國大陸提升勞動生產率。中國是一個擁有14億人口且人均GDP超過一萬美元的巨大市場，而在新增長理論看來，市場規模是一個對創新結果有著放大作用的重要因素。同時，傳統行業和新興行業的增加值佔比和就業佔比不均衡，勞動力重新配置因此仍然大有空間，勞動力市場的改善能夠有力地託升穩態增長率。縮小與世界前沿生產率的差距仍將是重要的增長源泉。人力資本水平的穩步提升也能夠幫助提高勞動生產率。

根據新古典增長模型，中國大陸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主要是資本積累和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結果，以上這些有利的因素並沒有完整和清晰的體現在增長核算中，因此也不清楚其各自貢獻的大小程度。在新增長理論看來，這些因素可以說都是人口因素的具體化表現。對於中國大陸這個人口規模巨大的、即將實現現代化的經濟體來說，人口因素對於長期的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有著怎樣的影響，具體怎麼實現這種影響，在增長核算上怎麼體現出來，還沒有答案。

文章用二元經濟發展的現實拓展了新增長理論框架，引入人口撫養比和勞動就業率變數，構建一個穩態增長核算方程，使得人口紅利和二元經濟理論能夠與新增長理論的框架相銜接；解釋了中國大陸勞動生產率的增長路徑，並透過另外11個經濟體的經驗加以佐證。

研究發現，1978年到2016年，中國大陸勞動生產率年均增長7。66%，其中資本貢獻率為13%，產品多樣性貢獻率為1 %，人力資本貢獻率為11%，創意研發貢獻率為49%，穩態增長率貢獻為27%。與其他經濟體相比，中國大陸在資本、人力資本、產品多樣性上的貢獻度類似，既非最高也非最低。中國大陸的勞動生產率增長明顯高於其他經濟體的來源，是穩態增長率和創意研發的貢獻。這兩者均與人口規模因素密切相關，尤其是勞動力市場的改善帶來的市場規模的擴大。

研究發現，由於人口規模巨大，勞動力市場的改善對於提高穩態增長率和創意研發貢獻具有重要意義。人口因素與經濟發展之間有規律可循：除了資本積累、勞動供給這些要素條件外，產品多樣性和創意研發都是人口因素和勞動生產率之間的作用機制。尤其是得益於二元經濟中剩餘勞動力的重新配置為廣義生產率帶來的配置效應，勞動力市場改善的因素對穩態增長率的貢獻是第一位的。

研究發現，由於人口規模巨大，創意研發能夠與市場規模形成正向反饋相互促進。這是創意研發因素髮揮超常作用的重要原因。最終體現在成功縮小與世界前沿生產率的差距上。中國大陸縮小與世界前沿生產率的差距，最大的來源是勞動力市場的改善，即二元經濟結構的破除，其次是創意研發，而後是人口撫養比的下降，即人口紅利的作用。

未來，勞動力市場的改善程度決定了中國大陸與世界前沿生產率差距能否繼續縮小。由於勞動力配置仍然大有空間，勞動力市場的改善將為廣義生產率帶來配置效率，能夠有力地託升穩態增長率，縮小與世界前沿生產率差距，這一貢獻將遠超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等傳統要素的貢獻。

中國剛剛結束了劉易斯-費景漢-拉尼斯發展階段的勞動力配置方式，正在進入第二個階段。隨著剩餘勞動力轉移完畢，二元結構消失，城鎮原住民的“職工”收入、農民工的工資收入和務農收入的差距在逐漸縮小，但不同行業之間的勞動生產率差距依然很大。因此，對一個具體的勞動者來說，行業間流動或許收入相差不大，但對於勞動生產率來說，可能相差很大，只是勞動者在增加值中分得的份額較小。這就為勞動要素的配置提供了巨大的空間。

人口因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長期的。在未來的國際競爭中，中國必須轉型為創新型經濟體，以勞動生產率作為經濟增長的主要源泉。創新型經濟中，創新本身將創造出新的配置效率的空間，人口年齡結構的因素相對弱化，人口規模和勞動力市場的因素相對強化。若人口、創新和勞動生產率之間的聯絡果如歷史經驗展示的那麼多元和顯著，則我們需要淡化工業經濟起步階段的思維模式，從更廣闊、更長遠的角度來看待2010年前後中國人口形勢的歷史性變化：雖然失去了人口紅利光環的加持，中國在創新之路上可以依靠其他經濟體無可比擬的人口規模優勢帶來的要素重新配置的空間、產品多樣性提升空間、活躍的創意需求和創意供給來提高穩態增長率，縮小與世界前沿生產率的差距，實現均衡保底中速增長，穩步構建新發展格局。而實現這種配置效率，需要政策能夠引導勞動要素在行業間和地區間繼續最佳化配置。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 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