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一名來自紐約的中年女性被診斷出艾滋病毒（HIV）感染，當時，她還處於感染的早期階段。她立即開始接受治療，而且體內的病毒載量很快被控制在無法檢測的水平。
但命運又給她出了另一道難題。2017年，她被診斷出急性髓系白血病（AML）。作為治癒血液腫瘤的最後選擇，她接受了幹細胞移植——
其中攜帶了關鍵的
CCR5
基因突變
，能夠讓人體對HIV免疫。
27個月後，她停止了所有抗HIV治療。截至目前，她的體內已經連續14個月沒有檢測到H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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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時間2月15日，CROI（逆轉錄病毒和機會性感染會議）2022年度大會上，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醫學院兒科傳染病主任Yvonne Bryson博士報告了這一重磅病例。
這意味著，繼“柏林患者”和“倫敦患者”之後，
這名“紐約患者”如果能夠持續停藥且沒有HIV感染跡象，或將是第三位透過幹細胞移植實現艾滋病“治癒”的幸運者。
研究團隊在CROI會議報告中指出，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於前兩名治癒者，
“紐約患者”是首名女性移植治癒者，也是少數族裔
（CCR5突變攜帶者大多是白人），
而且採用了臍帶血移植。
她的案例也提示，
基於這一突變的策略有潛力為更廣泛患者帶來希望。
同樣關鍵的CCR5基因
HIV專門攻擊人體內CD4陽性的淋巴細胞，在淋巴細胞體內增殖，再破壞淋巴細胞，導致細胞裂解，從而繼續感染摧毀其他的淋巴細胞。而在CD4之外，趨化因子受體5（CCR5，白細胞表面的一種蛋白受體）是HIV進入細胞的兩個共受體（co-receptor）之一，某些HIV病毒株進入淋巴細胞需要與細胞表面的CCR5結合。
CCR5Δ32/Δ32
這一基因突變會導致CC5不表達，相當於鎖上了門，阻止HIV入侵淋巴細胞。
一部分人天生帶有
CCR5Δ32/Δ32
突變（純合子攜帶者），這讓他們幾乎對HIV免疫。
這樣的人群異常稀少，僅佔北歐後裔的1%。另外，歐洲後裔中有10%-18%的人群攜帶一個
Δ32
突變，這並不能防止感染，但會減少感染風險並延緩艾滋病進展。
2007年，HIV感染者“柏林患者”蒂姆西·雷·布朗（Timothy Ray Brown）因患上AML而接受了骨髓移植，
捐贈者是一名
CCR5Δ32/Δ32
基因突變者
。移植康復後，即便不服藥，蒂姆西血液裡的HIV也一直維持在極低的水平，且無法複製。
2008年的國際艾滋病大會（International AIDS Conference）上，研究人員們報道了蒂姆西的案例，他成為是
世界上第一個被治癒的艾滋病患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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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後，命運相似的“倫敦患者”走進人們的視線。
“倫敦患者”亞當·卡斯蒂列霍（Adam Castillejo）同時患有艾滋病和難治性霍奇金淋巴瘤。他在2016年接受了一次幹細胞移植手術，
他接受的骨髓移植供體也攜帶了
CCR5Δ32/Δ32
基因突變
。移植後16個月，亞當停止了抗逆轉錄病毒治療。2020年發表於
The Lancet HIV
的
長期隨訪結果
顯示，停藥30個月後，“倫敦病人”的血液中仍然沒有檢測到活動性病毒感染。
亞當被認為是全球第2例被治癒的艾滋病患者。他的案例表明艾滋病治癒不再是孤例，也意味著基於CCR5開發的療法，或許具有治癒HIV感染的潛力。
此次“紐約患者”的出現，更進一步為治癒HIV感染提供了洞見。
“紐約患者”的不同之處：
骨髓移植+臍帶血移植
“紐約患者”所接受的幹細胞移植，是一份“組合禮物”——這些幹細胞分別來自與她親人的骨髓，以及從血庫獲得的臍帶血。其中，
這份臍帶血樣本攜帶能帶來HIV免疫力的
CCR5Δ32/Δ32
突變。
換言之，
醫生為她同時進行了骨髓移植和臍帶血移植。
Yvonne Bryson博士在CROI會議報告中指出，“
這可以讓幹細胞加速成長，直到臍帶血‘接管’。
”
此前“柏林患者”和“倫敦患者”的幹細胞則來自骨髓移植。
骨髓移植通常比臍帶血移植的難度更大，
臍帶血移植常用於兒童癌症治療。
移植後，這名患者的免疫系統開始利用源自骨髓移植的幹細胞進行重建，而且她沒有出現“移植物抗宿主病”（GVH），這是幹細胞移植的常見副作用。手術非常順利，患者甚至提前出院了。
隨著時間的推移，來自臍帶血移植的細胞比例逐漸增加。
100天后，來自臍帶血的幹細胞已經“接管”了她的免疫系統。移植一年多後，她的CD4免疫細胞恢復到正常水平。
27個月時，她決定停止所有HIV治療，看看移植是否對HIV免疫有效。
真正考驗的時刻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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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時間推移，
除了在12周時短暫檢測到HIV DNA，此後研究人員再也沒有在患者的體內檢測到HIV病毒載量，包括CD4+ T細胞和骨髓中。“至今14個月了，她沒有反彈。”
Yvonne Bryson博士指出。
此外，她的抗體測試也是陰性。研究團隊甚至基於她的細胞又在實驗室培養了7500萬個細胞，同樣沒有找到HIV感染的蹤跡。
更多探索
當然，研究人員同樣謹慎看待這個病例。
比如，這名女性在接受幹細胞移植後，不僅攜帶
CCR5
突變，
還意外攜帶了
CXCR4
突變
，而CXCR4受體也是HIV在感染細胞時可走的“側門”之一。
比如，除了血液中未檢測出艾滋病毒，
組織中的檢測結果如何？
這個問題尚缺乏資訊。
再比如，這例患者
為何沒有出現移植後常見GVH？
“一直以來，人們有一個假設，在某種程度上身體可能需要GVH來幫助清除CD4+ T細胞，無論這些細胞是否攜帶具有複製能力的病毒。”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下屬的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NIAID）艾滋病部主任Carl Dieffenbach博士指出，“但她沒有GVH，這太不可思議了。”
……
此外，如何從單個病例轉向為更多艾滋病患者提供治癒療法，也是後續要面臨的挑戰。費城Wistar研究所免疫病理實驗室主任Luis Montaner先生表示，這個病例“
支援透過CRISPR Cas9技術來編輯CCR5的治療策略
”
。
期待從這些幸運者的案例中獲得的啟迪，能夠為更多HIV感染者帶來治癒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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