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瞭望》新聞週刊記者 扈永順

河北省邯鄲市雞澤縣在河道治理中採用“生態浮島”技術，種植挺水植物，利用其根系的吸附和吸收作用改善水質，達到了生態治汙的效果（6 月 20 日攝） 王曉攝 / 本刊

◇“一年汙染十年治理。國內現存的汙染狀況是40年發展造成的壓縮性、複合型汙染，汙染程度大、問題錯綜複雜。”　　　　◇目前我國綠色消費方面進展嚴重滯後，相關政策既缺乏系統的頂層設計，實施力度也不夠　　　　◇打好升級版汙染防治攻堅戰、確保到2035年美麗中國目標基本實現，離不開生態環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2020年是三年汙染防治攻堅戰的收官之年。自2018年我國先後釋出實施大氣、水、土壤汙染防治三大行動計劃以來，生態環境質量得到總體改善。但完成攻堅戰目標任務仍面臨壓力。如完成空氣優良天數比例壓力不小，少數地區劣Ⅴ類水體指標改善程度不高，受汙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要達到90%左右的階段性目標面臨挑戰等。“打好打贏汙染防治攻堅戰，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要前提，是實現高質量發展必須跨越的關口。”生態環境部環境與經濟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吳舜澤告訴《瞭望》新聞週刊。實現到2020年的階段性目標還有哪些硬骨頭待啃？“十四五”的升級版汙染防治攻堅戰該如何打？

確保汙染防治順利收官

儘管三大汙染防治攻堅戰的壓力和風險點各有不同，但治理難卻有著相同肇因。首先，汙染物基數大、程度深。“一年汙染十年治理。國內現存的汙染狀況是多年甚至是幾十年累積的壓縮性、複合型汙染，汙染程度深、問題錯綜複雜。”清華大學深圳研究生院特聘教授宋乾武告訴本刊記者。其次，汙染情況複雜，對症下藥難度大。以汙染耕地安全利用為例，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研究員周靜介紹，我國幅員遼闊，土壤屬性、農作物耕作制度有差異，土壤修復方法需一區一策，這加大了修復難度。有些汙染地區經濟相對落後，獲取技術支援的難度更大。再者，管理手段不合理、生態環保隊伍的工作能力和作風仍待加強，亦給汙染治理帶來挑戰。從更深層原因看，吳舜澤認為，綠色發展這一汙染防治的根本之策仍有待落實，源頭防控的潛力空間仍需挖掘，同時生態環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還沒有實現，長效機制建設滯後。吳舜澤說，打贏打好汙染防治攻堅戰的內涵在於兩個方面，在重要性上，強調把汙染防治工作放在經濟社會發展的全域性中，將其作為優先任務和戰略目標；在力度上，需動員各方力量，打一場精準、科學、依法的重大治汙戰役。第一，強化精準治汙。例如針對目前臭氧影響優良天數指標問題，要控制臭氧的前體物VOCs排放。“需一廠一策，根據企業各自的排放過程開展針對不同排放物的治理措施。”中科院大氣物理研究所研究員王自發說。對於土壤安全利用，目前農用地土壤汙染狀況詳查工作已完成。周靜介紹，目前各地正在編制受汙染耕地安全利用方案，因地制宜施策。第二，堅持科學治汙。如水體汙染治理，宋乾武說，治汙專案開展前，地方政府應構建全域性性、系統性、全過程控制的治汙工程體系；專案招投標階段，給予具有專業能力的汙染治理公司更多公平競爭的機會，創造條件使新技術得到產業化應用；在治汙階段，加強監督，謹防治汙企業採用臨時性措施達標驗收、過後汙染依舊的情況發生。第三，突出依法治汙。關鍵在尊重法律、摒棄任性用權行為，嚴格依法審批、監管、督察、監測、處罰等工作。

落實綠色發展

在今年全國兩會“部長通道”上，生態環境部部長黃潤秋表示，“十四五”期間要繼續打好升級版的汙染防治攻堅戰。吳舜澤認為，打好升級版汙染防治攻堅戰，必須與今年的收官戰做好銜接。第一，在總結分析評估基礎上，提前做好部署。同時，要做好2020年的基礎工作，特別是最佳化調整生態環境監測網路，例如增補大氣和水的國家環境質量監測網路點位，形成升級版攻堅戰的監測基數；最佳化完善環境質量評價考核相關要求等。第二，處理好把握重點和兼顧全面的關係。“十四五”期間，受人力、物力、財力等資源限制，升級版攻堅戰拳頭還不能太散，仍是解決重點環境問題。此外，吳舜澤認為，升級版攻堅戰的著力點還在推進綠色發展，以及生態環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從綠色生產領域來看，生態環境部環境發展中心主任任勇分析，國家在產業佈局、產業結構調整、技術創新、戰略性新興產業培育、不斷加嚴汙染排放標準等方面已採取不少措施，關鍵在持續落實。“十四五”期間，綠色生產推進應向綠色生產過程和綠色產品兩個方向深化：一方面，依據單位產值的資源能源消耗和汙染排放強度，制定重點行業的綠色生產行業標準，引導企業開展清潔生產、迴圈經濟和工業生態設計等生產過程的綠色化改造；另一方面，建立反映能效、原材料可迴圈利用程度的產品綠色標準，倒逼企業對生產過程綠色化改造，向市場提供更多綠色產品。從消費端來看，目前我國綠色消費方面進展嚴重滯後。研究顯示，近年消費領域的資源環境負荷明顯增大，部分抵消了生產領域資源環境績效的提升，拖慢了整個經濟系統的綠色轉型程序。“生產和消費是經濟活動的一體兩翼，相輔相成，消費領域不綠色化，經濟的綠色轉型也難以實現。總體上，我國推進綠色消費的政策還需加強系統的頂層設計，現行的一些政策實施力度也不夠，綠色消費實踐的規模不大，效果不明顯。”任勇建議，將推進綠色消費納入“十四五”規劃，作為生態文明建設和綠色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進行全面部署。根據德國、瑞典等發達國家的相關經驗，建立國家層面的綠色消費推進計劃，將衣食住行遊等作為推動綠色消費的重點領域，明確具體目標任務。

推動生態環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生態環境治理一靠完善的制度體系，二靠制度的執行能力。打好升級版汙染防治攻堅戰、確保到2035年美麗中國目標基本實現，離不開生態環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任勇說。從生態環境制度層面看，吳舜澤說，我國已有40多個生態文明單項制度，生態環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難點不在單項制度的突破，而在制度體系化，整合高效、協同增效方面。“將生態環境保護制度、資源高效利用制度、生態保護和修復制度、生態環境保護責任制度4個制度體系統籌考慮，更有利於把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從制度執行能力方面看，十八大以來，透過嚴格的環保督察、問責，地方政府不管、企業不治的問題正得到解決。新的問題是，地方政府想管不會管、企業想治不會治。任勇分析，解決這一難題，科技的作用越發凸顯。對生態環境問題的認識、對策措施的實施、技術裝備的應用都必須以生態環境科學技術為基礎。因此要加快構建技術服務體系。任勇介紹，技術服務體系建設包括生態環境科學研究、汙染治理方案諮詢服務、生態環境技術及裝備研發推廣等方面。推動技術服務體系建設既要依靠政府，也要依靠市場力量。透過構建技術服務體系，為地方政府和企業提供技術幫扶，解決不會管、不會治的問題，提高治理效能。市縣兩級生態環境部門處於環保一線，但尚存在專業化水平和技術支援能力不足等問題，因此要重視市縣兩級部門專業能力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