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61年，二十五歲的蘇軾在科舉考試時一口氣寫下氣吞山河的《進論》而裡面的一篇叫《留侯論》的文章引起了考官的高度讚許，由此開啟了學而優則仕的青雲之路。這篇《留侯論》是他史論文的代表作品，長期得到了高度評價。明代楊慎在《三蘇文範》卷七中說：“東坡文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至其渾浩流轉，曲折變化之妙，則無復可以名狀，而尤長於陳述敘事。留侯一論，其立論超卓如此。”

留侯論

此後的評論家針對此文紛紛給出評價，“此文若斷若續，變幻不羈，曲盡文家操縱之妙。”、“忽入忽賓，忽淺忽深，忽斷忽接、而納履一事，止隨文勢帶出，更不正講，尤為神妙。”《評校音注古文辭類纂》

全文就張良在橋上遇見黃石公“納履受書”這一傳說加以評論。過去一般認為張良後來之所以能夠協助劉邦用兵奪取天下，多虧了這本書。而蘇軾則認為黃石公給張良的教益，不在於贈書，而在於透過“納履”來考驗啟發張良，使他學會“忍小忿而就大謀”的道理。張良最終獲得重大悟性，並在以後影響劉邦制定的戰略。終於戰勝了項羽，成就了重大基業。蘇軾這篇文章很典型的體現了蘇軾文章風格，縱橫捭闔、雄於辯論的特點。能在前人未涉及到的觀點處著手，並將傳統觀點推翻形成新的觀點，且讓人驚歎扶起，頗有顛撲不破之感。

蘇軾

從開篇蘇軾就認為豪傑與普通人是不同的，這種不同就表現在能忍與不能忍。“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鬥。”因為他們缺乏遠大理想，而豪傑之士被辱，卻能夠“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因為在這些豪傑心裡，“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接下來，蘇軾認為，黃石公的事情真假並無什麼奇怪之處，並且“其意不在書”，而在於張良的內在涵養與智慧。這種智慧讓他在日後的磨礪中能夠可以成就大事：“夫老人者，以為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因此這種品質在日後的楚漢之爭中逐漸影響了整個戰局的發展。“觀夫高祖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以待其斃，此子房所教也。”

楚漢之爭

由此可見，張良的“忍術”已經影響了整個大局，直接作用於劉邦這個團隊。成就大漢江山的首功歸於張良，“非子房其誰能全之？”司馬遷作《史記留侯世家》之時，猜測張良一定是“魁梧奇偉”的英雄面貌，及至在採訪中見到了張良畫像，卻“狀貌如婦人好女”，這很讓習慣於把英雄豪傑概念化、臉譜化的人們感到意外，司馬遷似乎也為張良沒有“魁梧奇偉”的相貌而有些失望，遂用“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來打圓場。其實，英雄豪傑本沒有一定的模式。張良體弱多病，雖功高蓋世，卻只是“運籌策帷帳中”，未曾衝鋒陷陣、攻城略地，不同於韓信、樊噲、周勃之流的武夫。此人外柔內剛、綿裡藏針，能忍常人所不能忍，多次在關鍵時刻為劉邦作出正確決策，天下大定後又功成引退，避免了“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悲劇，真大智者也。張子房，一位“狀貌如婦人好女”的奇男子，一位兼具陽剛陰柔之美的偉丈夫。東坡先生說得好“此其所以為子房歟？”，這不正是張子房之所以是張子房嗎？

張良與黃石公

《留侯論》在某些角度和思想來看，寄託了蘇軾對張良的深刻理解和個人崇敬情懷，在一個青年人眼裡，他何曾不希望自己也能夠成為這樣的張良？在傳統讀書人眼裡。追求的“達則兼濟天下”的這種理想主義，讓蘇軾對張良這樣的人物深深的著迷，對文章賦予了大量的個人崇敬情懷。

這篇獨特新穎的角度來爭取優勝的文字，固然是科舉卷子中所存在的一種現象，但是本篇文章提出的這一點，對客觀認識歷史人物的個人性情有著重要作用。

蘇東坡書法

宋代學者羅大經在其著作中分析蘇軾文風，認為他的早期文章深受《戰國策》影響，所以能“橫說豎說，惟意所到，俊辯痛快，無復滯礙。”對此蘇軾曾經總結早年文章創作時也曾說過：“軾少年時，讀書作文，專為應舉而已。故每紛然誦說古今，考論是非，妄論利害，攙說得失，此正科舉人習氣。”

這時候的蘇軾的人生尚且未境遇重大挫折，更多的是，仕途上的得意和青春相伴隨的積極進取，在日後朝廷做官，正是他的“滿肚子不合時宜”，讓他的仕途不斷遭遇挫折，從而遭受到了極大的挫折和苦難，但是憑藉著這種早年的理想與堅忍，蘇東坡最終成功突圍，在坐牢與折磨後，依舊能豁達看待人生，寫下千古名作《念奴嬌》完全可以說， 他將張良的這種精神放大到自己的人生裡並得到昇華。

大江東去浪淘盡

無論是在貶謫的路上，還是滿頭白髮，經歷多次人生的大起大落，蘇東坡都能給人以精神上的正面引導，從而他的作品生命力也愈加強勁，這些對後人都產生了深刻而積極的影響，這或許就是我們學習蘇東坡的最大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