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玄宗處死了楊國忠後，“六軍不散”，將士們仍然包圍著驛站。玄宗下令收隊，無人從命，便派高力士去宣問，將士們對：“賊本尚在。”這裡，把矛頭指向了楊貴妃。

陳玄禮說得更加明確：“國忠謀反，貴妃不宜供奉，願陛下割恩正法。”高力士回來，轉告了將士們的意見；玄宗頓時覺得當頭一棒，完全出於意料之外，使說：“朕當自處之。”言下之意，用不著你們來管。接著，玄宗“入門，倚杖傾首而立。”思緒翻騰，久久無法平靜。

過了一會兒，韋見素的兒子、京兆司錄韋諤前來說：“今眾怒難犯，安危在晷刻，願陛下速決！”玄宗反駁道：“貴妃常居深宮，安知國忠反謀？”

的確，楊氏兄妹還是有所區別的。國忠“反謀”本來就是沒有的事，深居禁宮的楊貴妃又怎麼會知道的呢？這時，在旁的高力士表態了：“貴妃誠無罪，然將士已殺國忠，而貴妃在陛下左右，豈敢自安！願陛下審思之，將士安則陛下安矣。”

連高力士都支援軍士們的意見，顯然，挽救貴妃的希望絕滅了。唐玄宗無可奈何地作出了貴妃賜死的決定，並交由高力士去執行。

馬嵬驛兵變的內容，首先是誅殺楊國忠，其次才是縊死楊貴妃、這場兵變的真正主謀者是誰？

太子李亨說

有一種意見認為，馬嵬兵變是李亨所發動的。李亨集團乘亂髮動兵變，其真正目的，並不是殺楊貴妃，乃在於楊國忠，因為如果不能除掉有權力的宰相，就無法取得帝位。與這種意見相似的，還認為，太子李亨與楊國忠（包括唐玄宗）之間矛盾的尖銳化，遂使李亨成了這場事變的主謀。

李亨

應當說，強調馬嵬兵變旨在殺楊國忠，這是頗有見地的，克服了歷代傳奇小說渲染的偏見：一提起馬嵬驛事變，似乎就是殺楊貴妃。同時，不少史料表明，皇太子確實是參與事變的。當然李亨究竟起了何等的作用，還是要作具體分析的。

例如：《舊唐書·楊貴妃傳》記述：“至馬嵬，禁軍大將陳玄禮密啟太子，誅國忠父子。”“密啟太子”，似當在陳玄禮召集諸將商議之前獲得太子的支援，陳玄禮才敢於公開揚言誅國忠“以謝天下”。但是，這裡記載的是：陳玄禮主動爭取太子的支援，與之密商，而不是太子李亨唆使陳玄禮發動兵變。因此，由此得出李亨是真正的主謀，似乎理由不夠充足。

《舊唐書·韋見素傳》記述：“次馬嵬驛，軍士不得食，流言不遜。龍武將軍陳玄禮懼其亂，乃與飛龍馬家李護國謀於皇太子，請誅國忠，以慰士心。”

這裡說的是，陳玄禮沒有直接跟皇太子密商，而是透過宦官李護國“謀於皇太子”。看來，事實當屬後一種情況，李護國在陳玄禮與李亨之間起了聯絡的作用。歐陽修、宋祁等編撰《新唐書》，就刪掉了“陳玄禮密啟太子”之類記載，只說：“陳玄禮等誅楊國忠，輔國豫謀。”

以取材精審而聞名的司馬光，也不提“密啟太子”，而作了這樣的記述：“陳玄禮以禍由楊國忠，欲誅之，因東宮宦者李輔國以告太子，太子未決。由“飛龍小兒”出身的李輔國，溝通禁軍將領與皇太子之間的資訊，那是符合實際情況的。至於“太子未決”云云，並不是說太子不贊成誅殺楊國忠，而是指何時動手尚未決定。後來，恰好發生了吐蕃使者與楊國忠會面的事，於是兵變就突然地爆發了。

馬嵬驛兵變

總之，凡是能證明真正主謀者乃太子李亨的，只有上述幾條史料。而經仔細分析，李亨集團確是參與密謀策劃的，但是，還不足以證明皇太子是馬嵬驛兵變的後臺。須知，主謀者和參與密謀者，其作用是大不一樣的。

誠然，馬嵬驛事變夾雜著太子李亨與宰相楊國忠之間的尖銳矛盾。而這一矛盾，是由來已久的。東都洛陽淪陷時，唐玄宗準備親征，讓皇太子監國，為此曾跟楊國忠商量。國忠大懼，回到府第對楊氏姐妹說：“我等死在旦夕。今東宮監國，當與娘子等並命矣。”後來，楊氏姐妹哭訴於貴妃，“貴妃銜土請命，其事乃止。”

可見，皇太子與楊國忠之間是你死我活的關係。既然如此勢不兩立，那麼，在逃亡的途上就不可能走在一起的了。“從官鹹怨國忠”，禁軍眾將對誅殺國忠“念之久矣”；這股怒不可遏的潮流，太子李亨是看得一清二楚的。太子支援陳玄禮發動兵變，也就為自己消滅了最大的政敵。

換句話說，利用當時的政治潮流，以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然而，太子不是那股政治潮流的後臺或者支柱，也是十分明白的。

宦官高力士說

有種意見認為，馬嵬驛兵變是一次有預謀、有計劃、有指揮的行動。真正的後臺，只能是宦官高力士。因為他既能控制禁軍、指使陳玄禮，又和宰相楊國忠有不可調和的矛盾。這又是一場封建統治階級內部的權力之爭，是內廷宦官和外朝宰相之間的鬥爭。

應當說，強調兵變是有預謀的，而不是自發行動，這是正確的。持這種意見的，還否定了太子李亨是真正的後臺，更是真知灼見。的確，從兵變的前後過程中，絲毫看不出陳玄禮與太子李亨之間有什麼特殊關係，絲毫看不出太子具備控制與指使禁軍的條件。事前，作為龍武軍最高將領的陳玄禮，向來以“淳樸自檢”著稱，是不會也不可能跟皇太子密切聯絡。

事變中，透過李輔國“謀於皇太子”，那是為了爭取支援，而不是接受指令。事後，陳玄禮沒有跟隨李亨至靈武，卻一直緊跟唐玄宗。很清楚，太子不提陳玄禮發動兵變的後臺。

高力士

那麼，後臺是高力士的說法，對不對呢？恐怕也不是。高力士確實具備控制與指揮禁軍的條件。唐玄宗在前期是透過王毛仲控制禁軍的。而自王毛仲被貶殺之後，宦官高力士成為心腹，禁軍則由陳玄禮掌管。龍武軍組建後，陳玄禮升任為龍武大將軍，與高力士關係比較密切，他們兩人一直是唐玄宗的忠誠衛士。

再就高力士與楊國忠的矛盾來說，他們之間勾鬥也是由來已久的，其性質屬於內廷宦官與外朝宰相的矛盾。早在天寶十三載（754年），高力士伏奏曰：“開元二十年以前，宰臣授職，不敢失墜；邊將承恩，更相戮力。自陛下威權假於宰相，法令不行，災管備於歲時，陰陽失度，縱為軫慮，難以獲安，臣不敢言，良有以也。”

這裡，當著皇帝的面，竭力攻擊宰相楊國忠，表達了對局勢發展的憂慮。安史之亂爆發，天下切齒於楊國忠的“驕縱召亂”，高力士自然也是如此。陳玄禮企圖在京城中誅殺楊國忠，是會考慮到高力士的態度的。

至於逃離長安和幸蜀之計，高力士的意見是跟楊國忠一致的，但是，在逃亡的途上依舊是怨恨楊國忠。六月十三日凌晨，剛出延秋門，玄宗駐馬謂力士日：“卿往日之言是。”所謂“往日之言”，當指天寶十三載（754年）“伏奏”。

那時，玄宗是聽不進去的；如今不能不承認宰相專權所造成的嚴重後果。到達望賢宮時，“從官鹹怨國忠”，“從官”當然也包括高力士在內。第二天，在馬嵬兵變的過程中，御史大夫魏方進和左相韋見素出來制止，結果一個被殺，一個捱打。唯獨高力士悠然在驛亭裡，沒有“聞亂而出”，估計他是知道陳玄禮的謀劃的，並從心底裡讚賞誅殺楊國忠的行動。

緊接著，高力士支援將士們處置楊貴妃的要求，勸說唐玄宗趕快下決心。可見，高力士是馬嵬兵變的支持者。但是，支援不等於就是後臺。細審兵變的全過程，沒有史料可資證明：高力士在暗中策動與指使陳玄禮搞兵變。

誰謀殺了楊貴妃？

其實，對於馬嵬兵變這一歷史事件，大可不必尋找什麼後臺人物。因為這次事變不是出乎個別人的主觀意願，而是由某些人暗中煽動起來的，而是安史之亂以來客觀形勢發展的必然結果，是天寶晚期以來各種社會矛盾包括封建統治者內部矛盾的交錯演化的結果。

楊國忠

如果說後臺是太子李亨，也就把事變簡單地歸結為太子集團與楊國忠的矛盾。如果認為後臺是宦官高力士，也就等於將兵變說成是內廷宦官與外朝宰相之間的鬥爭。顯然，這些意見都不能完滿地解釋馬嵬兵變的性質與意義。

不錯，馬嵬驛事件包含著上述兩對矛盾，但它的社會基礎還有更廣泛的內涵，它的歷史意義也超越了封建統治者內部的權力之爭。

自天寶晚期以來，政治局勢有一個鮮明的特點，那就是各種社會勢力幾乎一致地反對奸相專權。要好皇帝，不要奸相，這是天下士人包括民眾的普遍願望。李林甫專權，不得人心，“怨仇滿天下”。李林甫死後，楊國忠當了宰相，社會危機更加深重，怨恨情緒愈發猛烈。民眾咒罵他，太子集團反對他，宦官勢力埋怨他，連安史叛亂也打出誅楊國忠的旗號。

可見，奸相楊國忠成了眾矢之的。尤其是安史之亂撕去了“太平盛世”的帷幕，各種隱藏著的社會問題一下子都暴露出來，人們都驚呆了，於是天下莫不切齒於楊國忠的“驕縱召亂”，達到了國人“皆曰可殺”的程度。

正是在這種情勢下，以殺楊國忠為主要目標的政治潮流形成了。哥舒翰守潼關時，王思禮就曾暗中鼓動殺楊國忠。

哥舒翰

還有人勸哥舒翰說：“祿山阻兵，以誅楊國忠為名，公若留兵三萬守關，悉以精銳回誅國忠，此漢挫七國之計也，公以為何如？”這些人的建議反映了社會上存在一股強烈潮流，他們未必受什麼後臺人物的指使。

因此，可以說，匯合人這股政治潮流的有各種社會力量與集團。反對楊國忠的，固然有太子集團和宦官勢力，同時還有軍士們與民眾。如果把一切都歸入封建統治者內部的權力之爭，似乎太簡單化了。

以“六軍”將士為主體而發動的馬嵬兵變，實質上是各種勢力反對奸相專權誤國的群眾性運動，並不是個別人能夠煽動起來的。

陳玄禮曾經慷慨陳詞：今天下崩離，皇帝出逃，國家蒙難，人民死亡，這一切難道不是楊國忠專權所造成的嗎！“若不誅之以謝天下，何以塞四海之怨憤”這種呼聲，喊出了廣大軍士們的真誠願望。所以，眾將紛紛響應，表達了拼死的決心；數以千計的軍士也包圍著驛站，投入了兵變的行列。

軍士們早已被激怒了，為了天下安寧，為民除害，演出了歷史上著名的馬嵬驛事變。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場兵變是唐朝歷史上第一次救亡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