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田濤 著名管理學家、華為高階顧問

1992年8月，海南島的某一天，某個夜晚，某家酒店。下午的剪彩儀式之後，一場大型酒宴抵達高潮。數百人的宴會廳擠滿了男男女女，酒精放大了每一張面孔的亢奮，多巴胺演繹著一幕“化學交響曲”。“多巴胺不是快樂分子，它是預期分子。”

這數百人操著不同的方言，或官或商或文，但靈魂中卻大多澎湃的是“淘金”的嚮往，他們是來自中國內陸每一個省份的十幾萬“闖海者”的縮影。那晚的主角是一位當紅的四川籍企業家，他穿梭於每一桌的賓客之間碰杯痛飲，每一桌的賓客川流湧來與他舉杯。那一晚，他是被抬出宴會廳的。

中國正在步入波瀾壯闊的重商時代。

剛剛成立不到5年的海南省也是中國最大的經濟特區，試驗與冒險是斯時斯島的主旋律，商人是那座開放大舞臺的歷史主角。

20世紀90年代，海南島最矚目的商業明星是：寰島集團總裁王福生，新能源集團董事長陳宇光，珠江集團總裁林瑞俊，民源集團董事長馬玉和。那10年左右，他們象徵著那片熱島的驚心動魄與煙花綻放。

1992年8月的那一晚，在酒精燃燒著數百位“流浪者”精神世界的那場“金色晚宴”上，我以貴賓身份坐在第一排左邊角落的桌側，我那時是海南《投資與合作》雜誌的總編輯。豪宴美酒，卻讓我在一瞬間感到異常孤獨，頭腦中居然蹦出一句話：

火山與飛鳥

。

茲後不久，我為新發行的雜誌寫的卷首語題目是：《心動不如行動》。

一年後，《投資與合作》開設專欄，連續多期推出中國歷史上的商人、企業家的介紹與評述文章，從范蠡到盧作孚，到胡雪巖，到張騫……我也從那時起，開始了斷斷續續對商業文化和企業家精神的思考與研究。

企業家定義：

冒險精神是企業家的第一稟賦

“企業家”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一個“熱詞”，自誕生以來，也一直是東西方文明史中一個備受爭議的職業的語義符號。企業家精神是20世紀60年代以來經濟學界逐漸熱門起來的論題，在當今的中國輿論界，這一話題也變得熱鬧起來。

那麼，“企業家”到底指的是哪一類人群？真正的“企業家精神”包括哪些內涵？卓越的企業家應該具備怎樣的領導力和思維品質？本文試圖結合我與中國一些代表性企業家幾十年的交流，對中外一些著名企業家資料的分析、觀察和研究，進行一些以具象為主、抽象為輔的嘗試性探討。

“企業家”一詞的英文entrepreneur源自法語，原意是指“冒險事業的經營者或組織者”，在16世紀的法語中是指“指揮軍事遠征的人”。在不確定性中尋求動態的確定性，這是企業家最本質的特徵。

投進去1塊錢，預期賺10塊錢，結果常常收穫的是一地雞毛：虧5塊錢。這是絕大多數企業家曾經、當下和未來始終面臨的“生死之賭”，也因此，我們才會看到千年歷史上眾多前赴後繼的商業鉅子一夜間變得一貧如洗，乃至於家毀人亡。

有記載稱：太平洋深處有300萬艘沉船，除了少數的戰船之外，大部分是商船。一次幾次跨洋貿易，賺得盆滿缽滿，該歇手了吧？非也，冒險持續，持續冒險。

2015年一個冬日之夜，長城腳下一家五星級酒店的咖啡廳，室外雪花飛舞，室內爵士樂時而咆哮奔放，時而憂鬱低迴，幾位曾經的“闖海者”企業家，圍坐在熊熊燃燒的壁爐前，頻頻舉杯，醉醺狀態下憶當年海南歲月：××安在？×××可好？其中一位突然失控長泣：幾十年，熬得累啊……

1991年中國經濟出版社出版的《特區省的管理者們》輯錄了141篇描寫當時海南特區各型別企業家、管理者等（近200位）的報告文學作品。

20多年後，這些當年叱吒風雲的熱島人物大多已消逝於歷史的煙塵中，有人積勞病亡，有人羈獄，有人落魄海外，多數人杳然無跡，今天依舊卓然不倒的僅餘三五人。誠所謂“善始者實繁，克終者蓋寡”。

幾年前，在海口觀瀾湖一個小型聚會中，海南第一任省委書記許士傑的秘書如數家珍地講起一大堆當今著名的企業家，不無自豪又不無遺憾地說：海南是中國民營企業家的黃埔軍校啊！的確，我熟悉或者有過一面或幾面之緣的國內各行各業的老闆們，不少人都有過“闖海”的經歷。

1988年十萬人才下海南，南下的是一大批一腔熱血的青年知識分子，北歸了一群散落在中國大地各個角落的實業家、金融家、生意人。

他們和中國各型別的企業家、商人們相同，在過往40年的市場經濟大潮中，最大程度並最大效能地迸發個體的慾望、創造力和資源整合力、組織力，在為個人積累財富的同時，也直接或間接地為共和國的現代化崛起付出了汗水與淚水、青春與熱血，乃至於身家性命。

阿特·克萊納說，企業領導人往往潛伏在“地獄般的黑暗處”。因為沒有人能夠告訴他，走出暗淵的出口究竟在哪裡，即使有人向他指出了通往未知的道路，也必須由他做出關乎輸贏命運的最終決定，所以他是天然的冒險家。

而過往幾十年的中國企業家們，還必須面對法律和其他非市場因素的高度不確定性。

冒險，是企業家的第一稟賦。

冒險，並活下來，活過歷史短週期的，有梟雄有英雄；活過歷史長週期的，有梟雄有英雄；活過歷史幾個週期的，乃是不朽的英雄。

創新精神：預期鎖定則結局鎖定

巴菲特是冒險家嗎？毋庸置疑。巴菲特是不是企業家？

約瑟夫·熊彼特認為，企業家是市場經濟的靈魂，而企業家的核心特質是創新，所謂創新就是要“建立一種新的生產函式”，不斷進行技術革新和生產方式的變革，不斷顛覆舊的技術和生產方式，不斷動態確立“生產要素的重新組合”。

依據熊彼特的理論，很顯然，這個世界上從事商業活動的數千萬人，只能被稱為商人，從小商小販到巨賈大亨，他們是人類經濟活動中至為重要的基礎鏈條，並構成

了國民經濟和社會生活的強大網路。

他們的貢獻是巨大的，但他們依然不能被稱為熊氏定義的“企業家”。

企業家是透過顛覆性創新“無中生有”的極少數人，是透過大量的微創新、累進型創新、跟隨式創新推動技術與產品市場化的少數人，是透過理念創新、制度創新、組織創新以實現技術、資本、人才諸要素最優組合的極少數人。

霍華德·休斯是，比爾·蓋茨是，喬布斯是，扎克伯格是，埃隆·馬斯克是，張瑞敏、任正非等人是。

還有一些默默無聞的中小創業者，他們也許面臨重重困境，但他們選擇在喧囂的大時代孤獨創新，他們可能甚至大機率會失敗，但他們是企業家。

在無數前赴後繼的創新者的累累敗績之上，崛起的是一批優秀的企業和卓越的企業家。

有學者認為，一個國家財富塔尖的1%-5%的群體中，有多大比例由從事直接價值創造的創新型企業家構成，代表著一個國家的產業健康度、經濟健康度。我由此聯想：一家企業1%-5%的高管群體中，有多大比例來自市場一線、研發一線，恐怕也代表著一家企業的文化健康度、制度健康度。

我們說企業家的第一要素是冒險，但事實上商人的第一要素也是冒險。

卓越企業家的冒險精神、冒險決策、冒險行為大多是圍繞著創新展開的，商人則是為了逐利，普通的企業家則吝於創新。

2018年初，一個超級大國對華為發起了全面圍剿，“我們公司從來沒有這麼危機過，痛苦過，無望過”，任正非在2021年底如此坦陳兩年多前的精神困境。

他就像個危局棋手，棋盤上只剩下一枚棋子可以走，這就是聚集最精銳的研發力量，實施更大規模的創新

戰略，“對上捅破天，對下扎到根”，讓科學家“拿著手術刀去殺豬”，夜以繼日地“補洞”，爭取儘早實現反向突圍。

與此同時，開展頂尖競賽，支援全球科學家和青年才俊，並廣納天下英才。

2018年，華為的研發投入為1015億元，2019年為1317億元，2020年為1418。93億元，2021年在銷售收入下降28。9%的背景下，研發投入高達1427億元，佔全年收入的22。4%，創歷史新高。

預期鎖定，則結局鎖定。工程師和軍人出身的任正非，再輔之以他罕見的挑戰型人格，使得華為在創立之初就種下了技術創新的基因。

華為最早的工商執照的經營範圍是氣體懸浮儀設

備開發與經營，那是任正非自己的研發成果。

建立的第5年，在任正非的提議和支援下，華為就開始進行第一枚晶片的設計。

華為創立的早期十幾年主要是跟隨西方領先公司進行技術與產品方面的模仿式創新，後面將近20年，越來越加快跨越式創新、原創性創新的步伐，從而奠定了華為對抗危局的“一枚強大的棋子”。

從事高度抽象的拓撲斯數學命題研究的法國數學家、菲爾茲獎得主洛朗·拉福格評論道，華為所關注的包括產品的維度、技術的維度，以及與技術相關的基礎理論的維度，“基礎研究的探索屬於華為長遠眼光的一部分。

華為許多人是從一二十年的角度來思考的”。拉福格已加盟華為法國數學研究院，他認為，對他來說“這是一次探索新世界之旅”。

使命精神：棲息在橋上還是彼岸？

弗朗西斯科·迪馬爾科·達蒂尼，14世紀的一位義大利鉅富，“每天都生活在對戰爭、瘟疫、饑荒和暴動的恐懼中，每天都會接到壞訊息”。

在那個動輒出現宗教暴力將矛頭對準經商者的時期，他一面心懷恐懼，一面冒險和創新。

他是工作狂，也是一個控制狂，他創造了一系列散發著現代氣息的商業正規化與規則。

去世後，他留下了15萬封商業信件、500本賬簿和300份合夥協議中載明的業務，他的企業的所有業務都有律師介入、有恰當的文書和最新的賬目。這位無子女（也有說法，他有許多私生子）的大亨臨終時，將其所有的資產包括現金、房產和檔案資料捐獻給他出生的小鎮裡專為窮人設立的基金。

達蒂尼的經商信條是：為了利潤，為了上帝。

達蒂尼尊奉的商業信仰是“一杯複雜的、撕裂的、生硬混合的雞尾酒”。

在一個世紀之後的宗教改革運動中，利潤與上帝才具有了社會心理層面的因果性，

在加爾文、衛斯理等新教革命家的解讀中，

商人階層被賦予了一種統一的悖論邏輯：世俗禁慾主義。追逐財富並非是邪惡的，而是上帝所嘉許的，關鍵在於，賺錢的目的是什麼，為誰而賺錢。

衛斯理則為新教徒商人們展現了一條救贖路徑：盡其所能地獲取，盡其所能地節約，盡其所能地奉獻。

新教倫理成為資本主義經濟的“觀念發動機”，在美國，這種信仰驅動“渦輪現象”，使得全世界的資本、人才、懷有強烈飢餓感和狂大野心的冒險家紛紛湧入。

安德魯·卡內基，一位從蘇格蘭移居美國的底層少年，20多年後成為美國最富有的人之一，他的名言是：“心滿意足的人不會勇敢面對洶湧的大西洋，只會無助地坐在家裡。”

這些商業梟雄或工業英雄，像400年前的前輩達蒂尼一樣，“為了利潤，為了上帝”，從富蘭克林、卡內基、 範德比爾特、愛迪生、福特，到摩根、洛克菲勒……共同締造了美國經濟的迅速崛起與繁榮。

上帝與利潤的“奇妙雞尾酒”代表著老派的、美式的經典“資本主義精神”，但進入20世紀之後，一切開始變了，出現了霍華德·休斯、比爾·蓋茨、特德·特納、喬布斯、巴菲特、馬斯克、扎克伯格……

如果系統閱讀和比較這一代跨世紀的美國商業鉅子的傳記，你會發現，“以人類為中心”的人本主義、新自由主義、消費主義理念成為席捲一切的商業信仰，世俗的人、人類取代“虛擬的神”，成為具象的、無所不在的“新上帝”。

他們的精神結構，與19世紀、20世紀初那一代美國企業家有了顯著差別。

然而，他們卻擁有共同的行為特質：冒險，創新，征服，超越。

德國社會學家齊美爾說，“金錢有一點像上帝”，但他進而又說，“金錢只是通往最終價值的橋樑，而人是無法棲居在橋上的”。

30年前，1992年海南島的那個夜晚，濃縮著一代中國商人、準商人、未來商人強大的物質飢渴感和改變個人生存命運的熾熱慾望。

30年過去了，中國崛起了一個數量龐大的商人階層，但真正的企業家們卻普遍面臨著精神焦慮與困惑：財富對一個人到底意味著什麼？擁有“幾輩子花不完的錢”之後，持續奮鬥的動機究竟在何方？……

當然，也有少數企業家和研究企業家精神的人在思考：

我們的社會為什麼誕生不出瘋子企業家休斯、狂人企業家馬斯克？我們一些前沿企業家在和比爾·蓋茨、馬斯克、扎克伯格們同臺對話時，為什麼在精神氣質上與他們有那麼強烈的反差？我們的社會和我們的企業家到底缺了些什麼，需要補上哪些必不可缺的元素？

在長達40年的原始積累和粗放式擴張之後，毫無疑義，中國企業家普遍到了一個進行“意義拷問”的時期，到了一個重建財富創造動機的新階段：

“我國的企業家們要普遍建立中華文明結構之上的、超越財富榜的形而上的追求”。

奉獻精神：做一個飽滿的人

企業家是自我力量和外部力量共同塑造的結果，企業家精神也是多種內外動機塑造的結果。但就其本質而言，仍然取決於企業家的內在自覺，包括使命自覺、動力自覺、倫理自覺。

誰縛汝？你自己。同一片天空下，為什麼美國能夠誕生偉大的工業家福特和偉大的科技企業家喬布斯？為什麼中國的土地也能夠孕育出卓越的科技企業家任正非？

卓越企業家與普通企業家的不同在於，前者始終擁有雄心，擁有冒險氣質，擁抱創造和創新，他們是少數在精神和意志層面最飽滿的人，同時他們也普遍樂於奉獻。

“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左傳·季梁諫追楚師》）一個人在牌桌上贏盡了所有的籌碼，他的幸福首選項應該是什麼？散掉籌碼！讓牌局得以持續。而更明智的策略和更高的倫理觀則是，從牌桌支起來的那一刻，價值共享的理念和分配規則就大致確定了。

一流的企業家們無比清楚，當他們確立了一種具有強烈冒險性質的使命框架時，就必須同時確認一種因果性力量：以奮鬥者為本。羅納德·科斯說：“一個不需要支付成本的承諾是不值得相信的。”

任正非說：“我如果不要錢，我們就擁有了世界。我如果要太多的錢，世界就縮到了我們家。”喬布斯僅有0。68%的蘋果股權，他締造了一個帝國。任正非僅有0。75%的股權，在他34年間不斷將99%以上的股權滾動稀釋給十多萬員工時，華為從極卑微的起點走到了世界領先地位。

“人類必須屬於某一個部落”，但我為什麼要加入這個部落而不是另一個部落？為什麼我要從先前的部落跳到新的部落？

除了顯性和隱性的激勵機制以外，企業家的個人抱負和企業家所營造的集體抱負是至關重要的引力因素。

當一家企業的集體抱負喪失了，當企業的既得利益階層整天盯著股票的起伏曲線時，當企業家守著百億千億萬億的市值，卻不願面向未來的不確定性進行密集的戰略投入時，組織中對大大小小特權的追求就會氾濫起來，老闆被封神，組織被切割成了一個個虛擬的以“土皇帝”為圓心的“土圍子”，有才華有雄心的人就成了邊緣人。

至此，企業家精神就退化和異化了。

企業家奉獻精神的另一面是：

在他將物質化追求的商業組織塑造成一群人的精神圖騰的過程中，他自己最先成為“使命與理想的囚徒”

。

他總是儘量釋放自己被限制的創造力，不斷將戲劇性事件和冒險帶到組織中，這包括對前沿科技保持敏感的想象力和洞察力，包括牽引企業面向未來的偏於激進的、持續的戰略投入，包括在組織上不斷進行吐故納新，在文化上不斷推陳出新。

他們就像珍愛自己的身體一樣，一生都在為“反死寂”而戰鬥，以對抗組織演化必然帶來的普遍麻木與懈怠。

喬布斯是一個至死都活在宏大夢想中的英雄，埃隆·馬斯克是一個永遠活在“一切皆有可能”的彼岸世界的英雄。

而任正非，他幾乎全部的思想空間和行為半徑都被華為填滿了，因此，在與他來往最多、最密切的人們的評價中，他是一個“心中只有華為的單調的人”，一個“孤獨英雄”。

當我們推崇企業家的奉獻精神時，通常的概念與內涵總是模糊的，但有三個重要的指標最能展現企業家的奉獻精神、犧牲精神：一是拿出多少真金白銀與員工共享；二是拿出多少真金白銀投入創新；三是將多少身心與時間傾注於企業。

戰鬥？屈服？或“採菊東籬下”？

一位18世紀的英國哲學家寫道：當一個人知道他將在兩週內面臨厄運時，他的思想會非常專注。那麼，他會專注於戰鬥，還是專注於屈服？這是一個極限拷問，卻是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許多民營企業家的心路寫照。

我認識幾十位著名企業家，他們幾乎每個人在創業的幾十年都經歷過煉獄般的厄運，都面臨過無數次“戰鬥，還是放棄”的靈魂煎熬。

有位自謂“傷痕累累23年”的企業家兩年前問我：美國打壓華為，“如果任正非一步步往後退，會發生什麼？”我答：“帥潰，則兵潰，兵潰如山倒。”2021年10月初，此君宴我，先自飲三杯，再叩杯於桌長嘆：任正非給中國企業家立了個標杆啊！沒有退路就是勝利之路！

事實上，哪一家走過幾十年的企業和企業家不是在一次次的絕境中走向重生？有興趣的讀者可以翻閱一下週掌櫃的文章《德國博世百年風雨啟示錄》，講的是一家著名的德國老牌企業的生死沉浮。中國企業家也許能從中得到許多精神觀照。一大群掉進火山的小鳥，大多在嚴酷的市場環境中消失了（或者避離了），燒不死的鳥則是鳳凰。鳳凰涅槃啊！

我們在前面講了企業家的四種精神特質：冒險精神，創新精神，使命精神和奉獻精神。冒險在某種程度上是生理層面的多巴胺爆發和社會心理層面的共相振盪的混合體，僅少數人具有這種稟賦，比如賭徒，比如企業家。

但傑出的企業家必須將冒險精神導向創新和創造，這是他們和賭徒、普通生意人、一般企業家的本質區別。正因此，他們也必須為自身、為企業確定一種超離於物質形態的“意義結構”，確立一種富於張力的使命、願景和價值觀。

也正因此，財富對他們而言僅是達成使命和願景的工具，一件隨時可以甩掉的“輕飄飄的斗篷”。他們自身，無不成了被使命與理想役使的“永動機”。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首富”范蠡攜天下第一美女西施遠避紅塵喧嚷、泛舟於無憂江水之上的故事，是一個美麗的傳說，但傳說戰勝不了多巴胺。

我熟悉的一位企業家，開公司前在部隊當過團長，七八年前因為一次重大挫折移居澳大利亞，將公司委託他人打理，公司也運轉正常。

他理應可以如范蠡一般，在異國的青山綠水間過瀟灑人生，他是個詩人，也曾嚮往如陶淵明一般“採菊東籬下”。

與寒士陶淵明不同的是，他擁有數億家產，卻絕無陶公的心境。每次從國內去到澳大利亞，他時常站在他家半山腰的宅邸前，對著天空、綠樹和大群飛鳥，自我調侃地一遍遍揮手：我的兵都在哪裡？

什麼是真正的、卓越的企業家？被“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綁架了的極少數人。他們與一切卓越的科學家、藝術家、思想家、政治家在精神層面上是相通的。而所謂企業家精神，從本質上講，也與人類其他傑出分子的精神結構是一致的。

5年前，那位移居澳大利亞的企業家回到了深圳，回到公司再次掌舵。艦長歸位艦船上。

炒股開戶享福利，入金抽188元紅包，100%中獎！

開啟App看更多精彩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