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景帝時期，地方諸侯國與中央皇權的矛盾逐漸激化，為了維護漢王朝統治，一些名士開始進諫希望漢景帝能剷除諸侯國。漢景帝的御史大夫晁錯數次主張漢景帝削弱諸侯國，諸侯王與皇帝的矛盾一觸即發，爆發了七國之亂。

為了平息叛亂，漢景帝下令將處死晁錯。晁錯最終成為平息叛亂的政治犧牲品，是什麼釀成了晁錯的悲劇，這其中又給我們帶來怎樣的歷史啟示呢？

未採用“迴圈漸進”的方式削弱諸侯國，造成矛盾激化

晁錯致力於打擊諸侯國，啟示削奪諸侯是一項極具政治風險的事情。當時的諸侯國具有一定軍事功能，如果朝廷擁有足以鎮壓或威懾諸侯聯軍的軍事勢力，以強制手段削其封地也未嘗不可。

劉恆執政時正是考慮到這一條件的缺失，一味拒絕對抗，示恩求和，最多是透過擴大親子弟梁王劉武封地，作些屏障防禦的措施而已。

他對晁錯削奪諸侯的三十多次奏書擱置不理，不是沒有道理的。劉啟繼位為帝后，晁錯利用自己對新帝的長期影響力，立即推動了朝廷對諸侯的削奪。44歲的晁錯大概覺得時不我待，急切地想在新朝的政治領域大幹一場。

單從專制朝廷的立場上考慮，削奪諸侯能實現集權和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自然是最高執政集團所熱衷的事情，當時西漢前期的各代執政都有此願望，不只是劉啟的朝廷才如此，然而實現願望必須以恰當而可行的方式。

賈誼在十六年前就提出“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的辦法，劉恆後期已開始個別施行。後來的劉徹朝中公開實施“推恩令”，都不失為漸次達到目的的穩妥方法。但晁錯不於採取那些漸進的方式，他希望藉助朝廷的權威，對諸侯找藉口強制削奪，想以直線型的路徑直達目標，這一方式急進、短促，但在匈奴外患未除的情況下，卻把國家引到了內部對抗的風險之地。這位以“晁錯”自名的寵臣一操控政權，果然就把國家政治“朝錯”的方向引領。

政策實施上多個失誤

在具體實施的策略上，晁錯還連續出現了不少的失誤：

其一，他以御史大夫的身份追究諸侯的過失以行削奪，但他不是把打擊的矛頭對準一個目標，而是同時打擊四位諸侯；追究的又非現行罪過，而是在他任御史大夫前的往昔過錯，使人們明顯地領悟到事情的真正目的。

他修改了三十多章法令，應該是配合這一方案，對諸侯的行為提出了更嚴苛的要求，這些連續性措施造成所有諸侯的恐慌，促使其中的許多人實現了同氣相求的聯合，聚結成可與中央對抗的力量。

其二，他的主張在朝中並沒有得到多少同僚的認可，竇嬰、袁盎是公開的反對者，公卿列侯宗室集會討論中沒有人敢詰難，自然有認識不明難於表態的，也有揣測帝意不願作難的，但絕不表明他們對方案的贊同。

晁錯曾想讓丞史蒐集整理袁盎知反不報的罪行材料，遭到婉辭，可見身邊的助手對他也無十分積極地配合，反而可能是袁盎的同情者。晁錯在朝中沒有獲得多少真正的支持者，僅僅想依靠皇帝的信任來獨行其事，這種情況即使沒有來自諸侯的風險，其方案成功的機率也大打折扣。

其三，吳楚等國公開反叛後，軍事對抗已被提上議事日程，晁錯不是努力彌合朝廷內部的紛爭，以戰爭相動員，讓大家同仇敵愾，赴敵討逆，反而沒有根據地追究某些反對派的個人責任，以致把袁盎逼到了兔急咬手的地步。

尤其愚蠢的是，他在軍事部署中提出讓劉啟帶兵赴敵，由他自己在後方居守，這使劉啟進入自感危險的境地，又對他的居心產生疑問。

晁錯自然沒有任何野心，他的確是考慮到統率眾軍的責任之大才作這種部署的，但時年三十出頭的劉啟是一直生長於深宮之中的貴族青年，對赴沙場統軍既無經驗，又無勇氣，心中必有畏懼。

當年劉邦為帝后多次親征諸侯，因為劉邦是征戰出身；前166年劉恆曾想親征匈奴，最終被薄太后和大臣們勸阻。以皇帝之尊而被勸免赴敵，體現著來自親近之人的愛護與珍重。晁錯大概自感缺乏統兵帥將的才能，不能掌軍平叛，為主分憂，出於對所有朝臣的不信任，就讓劉啟統兵赴敵。

面對這樣的安排，心懼征戰的劉啟必會懷疑晁錯對自己的關愛與珍重，同時也會對他系列政治方案的實際價值產生疑問。

被捲入政治風浪的

漩渦

此外，晁錯的方案未曾實施就被諸侯們知曉而譁然；他對袁盎的調查追究尚在猶豫即被對方獲知而反手進，其活動程序中的守密不嚴也加重了他的處境危機。晁錯一手挑起了諸侯對朝廷的聯合對抗，把國家政治推向險流，又在朝廷內部不惜與眾臣們相對立，自己獨身站在了政治風浪的漩渦之中，父親正是看到了這種危險才來勸阻他的。當他拒絕了父親的勸阻一意孤行，並按自己的思想邏輯準備把劉啟拉進險境時，終於失去了主上的信任而被唯一的援手者所拋棄。

法家與“無為而治”的矛盾

晁錯的確是本著尊貴天子的目的去行事的，他給父親的解釋不失為心底之言。然而，天子還不尊貴嗎？究竟到了什麼程度才算尊貴？說到底，晁錯是帶著戰國末期法家的那種思想意識看待眼前社會的，他對君主“無為”的狀況倍感失落，是想追求一種天子獨尊的社會秩序，他要透過對諸侯的“督責之術”、嚴罰手段達到尊君的目的，這本質上是秦朝後期胡亥與趙高治政方式的變種，只是施行物件由朝臣變為了有實力反抗的諸侯，導致衝突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他讓劉啟對大臣們持以戒備的心態，也是某種權術思想的體現。

晁錯早年接受過法家刑名之術的教育，後來雖赴齊地受學儒家治國經典，看來始終沒有超脫法家的思想體系。當晁錯在一個具體的文職崗位上觀察時政並獻策建言時，他的許多思想是深刻的，往往能切中要害、匡救時弊；而當他在劉啟朝中掌控了國家的政柄時，其治國方式上的缺陷就立刻顯示了出來。

司馬遷認為晁錯苛刻嚴峻，以權術施展才能，曾把他列入酷吏之列，對他的正面評價並不高；班固也僅僅是肯定了他的對君之忠。晁錯曾是以高人救世自居的，他在政治和人生上的雙重失敗實際上再次表明了純粹法家思想在現實中的破產。事實上，晁錯的悲劇原因從根本上來說是法家與漢初統治者無為而治的矛盾，價值觀不同必然走向殊途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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