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革命黨人在多次發動起義，屢次失敗。為此，革命黨人開始對前途喪失信心，再加上“暗殺主義”的盛行，於是採取與敵人硬拼的辦法發洩悲憤的情緒。

1909年3月，清廷宣佈預備君主立憲。為了打擊保皇派，汪精衛約請在日本的喻培倫、黃復生、黎仲實、陳璧君、羅世勳等人由香港潛入北京，謀刺清攝政王載灃。孫中山、黃興、胡漢民等人多次勸阻無效，但汪精衛一意孤行，自行其是。

9月，黃復生與但懋辛赴北京，經營暗殺機關。12月，汪精衛和陳璧君、黎仲實等由香港前往北京，在琉璃廠火神廟夾道組織秘密機關，開設照相館為掩護，又在東北園租賃一屋作為活動場所。

第一次刺殺，選擇的暗殺物件是慶親王奕劻，但因其戒備森嚴，未能得手。

第二次刺殺，選擇的暗殺物件是從歐洲考察海軍歸國的載洵、載濤。原計劃2月底載洵、載濤從歐洲回來後，一出北京火車站前門車站丟擲炸彈。但沒想到的是，他們攜帶盛炸藥的鐵壺在東站等待時發現，載洵與載濤為了響應清政府當時的廉政運動，出門不前呼後擁，不清道，不擺架子，不設保衛。火車到站後，人流湧動，現場戴紅頂花翎的人太多，汪精衛等人無法分清誰是載洵與載濤，計劃失敗。

第三次刺殺，選擇的的暗殺物件是攝政王載灃。1908年光緒帝、慈禧太后駕崩之後，載灃成為清政府事實上的最高統治者。

1910年2月21日，汪精衛在北京後海北岸的銀錠橋埋設炸彈，再敷設電線。電線太短不夠。第二天添購電線，晚12時下橋。喻培倫發現有人蹲在橋上觀察，告訴汪精衛躲避。黃復生見三人持燈籠下橋尋覓，“良久乃出”，認為秘密暴露，匆匆趕回東北園，連夜召開緊急會議。決議喻培倫赴東京購買炸藥，黎仲實、陳璧君赴南洋籌款，汪精衛和黃復生留守北京，等炸藥到後再謀進行。

但不幸的是，當黃復生和喻培倫在1910年4月2日埋炸藥的時候，被清廷的偵探發覺了。他們二人雖然順利逃離了現場，但藏有炸藥的鐵箱則被清廷起獲。清廷起獲炸藥之後，做了一番研究，發現裝炸藥的鐵箱製造比較粗糙，像是臨時在本地製造的。

當時清廷因為此案滿城風雨，傳出各種流言，普遍認為是公族之間傾軋鬥爭所致，有說溥倫想篡位，有說是慶親王奕劻與肅親王善耆有矛盾，想中傷善耆，因為炸藥的紙上寫有“倫敦”字樣，也有說是載洵、載濤從英國帶回的。清廷如臨大敵，出動了所有密探，密佈於客棧、餐廳、酒樓、茶館、妓院、劇場等，力求儘快破案。

於是經過一番偵查，找到了鴻泰永鐵鋪。將東家抓來一問，招出鐵箱是守真照相館所訂做。於是順藤摸瓜，4月16日找到了守真照相館，將正在照相館內的汪精衛、黃復生和照相館的一個職員羅世勳逮捕。

在審理汪精衛的過程中，清廷舉棋不定。包括攝政王載灃、法部尚書廷傑、大學士那桐、學部侍郎寶熙在內的官僚主張判處死刑。期間，革命黨人也千方百計設法營救。時任大清民政部尚書、肅親王善耆對汪精衛的人品、才學產生敬重，外加清廷擔心如殺汪，可能會導致革命黨更加暴力，經過善耆對攝政王的斡旋下，載灃同意其意見，改判終身監禁。

清政府也沒有株連他人，審訊時汪精衛不用下跪，飲食得體，可以將日常衣物送入獄中穿戴，並一人一室，行動自由。汪“終日披卷吟誦，頗覺安逸”。善耆經常到獄中向汪噓寒問暖軟硬兼施，並贈以圖史百餘帙，試圖使汪變更革命決心，曾為此將他帶到法場對他進行逼迫。善耆常在獄中與汪談論天下大事，討論詩歌。貝子溥倫也曾到監獄探望，改善了他在獄中的生活條件。

自此之後，汪精衛對善耆十分感激，而其精神狀態也發生重大改變，詩詞風格由高亢激昂逐漸趨於低沉消極，有“豆萁何苦更相煎”的詩句，視革命黨人與清廷的鬥爭為“煮豆燃萁”（兄弟鬩牆）。肅親王善耆在大連病逝後，汪曾前往慰吊，並對張學良說：“我當年被捕，是肅親王審的。要殺我，肅親王可以殺，肅親王沒殺我。但肅親王就跟我講啊，說：‘你們這革命呀，當然啦，你們是有原因的，看我們清朝太壞了。唉！假如你們成功啊，我看你們也不能強過我們什麼的。’”

武昌起義之後，1911年10月30日，清宣統帝“下詔罪己”，11月6日，汪精衛等人被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