貪汙腐敗是封建社會官僚政治的正常現象，唸書識字，做八股，參加科舉，僥倖得了一官，便千方百計弄錢，買田地，蓄家奴，官做得越大，弄的錢也就越多。升官發財，是封建社會知識分子的人生哲學。“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這兩句話是有其深刻的社會根源的。

另一面，官吏貪橫，無止境的剝削，也就不能不迫使飢寒交迫的人民起來反抗，“官逼民反”，從進入封建社會以來，數以百次計的農民起義，官吏的貪汙剝削是其原因之為了緩和封建統治階級和廣大人民的矛盾，鞏固統治基礎。朱元璋對地方官貪汙害民的，用極嚴厲的手段懲處，進行了長期的殘酷的鬥爭。

對朝廷和地方的官僚奸貪舞弊，嚴重地損害了皇朝的利益，朱元璋集中力量，全面地大規模地加以無情地打擊。洪武十五年（1382年）的空印案，十八年（1385年）的郭桓案，兩案連坐被殺的達七八萬人，其中主要是各級官員，追贓牽連到各地許多大地主，都弄得傾家蕩產，舊地主階級的力量更進一步被削弱了。

按照規定，每年各布政使司和府、州、縣都得派計吏到戶部，報告地方財政收支賬目，為了核算錢糧、軍需等款項，必須府報布政司，布政司報部，一層層上報，一直到戶部稽核數目完全符合，准許報銷，才算手續完備結了案。錢穀數字如有分、毫、升，合對不攏，整個報銷冊便被駁回，重新填造。

布政使司離京師遠的有六七千裡，近的也是千里上下，重造冊子還不要緊，問題是重造的冊子必須蓋上原衙門的印信才算合法，因為要蓋這個印，來回的時間就得用上個把月以至好幾個月。為了避免戶部挑剔，減省來回奔走的麻煩，上計吏照習慣都帶有事先預備好的蓋過官印的空白文冊，遇有部駁，隨時填用。這種方法本來是公開的秘密，誰都認為合情合理，方便省事。

不料到了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忽然發現了這秘密，大發雷霆，以為一定有嚴重弊病，發飆：嚴懲不貸。於是，下令各地方衙門長官主印的一律處死，佐武官杖一百充軍邊地。

其實上計吏所帶的空印文冊蓋的是騎縫印，不能用於別的用途，預備了也不一定用得著。全國各地方衙門的人都明白這道理，連戶部官員也是照例預設的，成為上下一致同意的通行辦法。

但是案發後，正當胡惟庸黨案鬧得很緊張，朝廷上誰也不分辯，有一個老百姓拼著死命上書把事情解釋清楚，也未起作用，朱元璋還是把地方上的長吏一殺而空。當時最有名的好官方克勤（建文朝大臣方孝孺的父親）也死在這案內，上書人也被罰做苦工。

郭桓官戶部侍郎。洪武十八年（1385年）有人告發北平二司官吏和郭桓通同舞弊，從戶部左右侍郎以下都處死刑。追贓糧七百萬石，供詞牽連到各布政使司官吏，被殺的又是幾萬人。追贓又牽連到全國各地的許多大地主，中產以上的地主破家的不計其數。朝廷宣佈的罪狀是據一些同時人和地主子孫的記錄，三吳一帶、浙東西的故家巨室，不是“多以罪傾其宗”，便是“豪民巨族，劃削殆盡”。

這便是震驚天下的空印案與郭桓案，兩個案子一共殺了七、八萬人，過程驚險，結果慘不忍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