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隋朝覆滅，大唐政權隨之替代了大隋的天下。而對於大唐王朝的建立，這其中李淵二子李世民的功勞最大，甚至可以說，大唐王朝能一統天下，這裡面有一大半的功勞都是李世民做下的，因而，唐高祖李淵對於次子李世民十分器重和寵愛，李淵雖然深知歷朝歷代我那皇位儲君之爭的殘酷性。
按道理來講，他應該壓制李世民，扶持大兒子李建成，這也是為了大唐江山能夠長治久安的最好做法。然而，李淵的帝王格局卻受限於子女之情，他不忍心對子女痛下殺手，因此，他一直想要權衡住李建成和李世民這兩個兒子之間的平衡，於是在明面上他大力扶持李建成，而在實際上他又不虧待李世民，妄想營造出兄弟相處融洽的狀態。
不過李建成和李世民之間的恩怨早已超脫兄弟之情，他們也知道為了皇位，兄弟兩人是走不到一起，最終兩人爆發了數次對弈，而在玄武門之變時，李世民擊敗李建成和李元吉，開始徹底的接管大唐的軍權。而很快唐高祖李淵退位為太上皇，李世民繼位，史稱唐太宗。
那麼李世民繼位後，他執政的貞觀時期也被稱為大唐最輝煌的時代，而李世民本人也被塑造成為千古一帝。然而史料評論卻認為李建成的執政能力比弟弟李世民更好，李建成也一直是大唐群臣都殷殷期盼的聖君，那麼李世民比不上哥哥，為何也能被稱為聖君，其實李世民能夠創造如此偉業，歸功於他能夠明於知人，善於用人。
李世民對用人的重要性有著深刻的認識。他在晚年所寫的《帝範》一書中特別置下《求賢》一篇，全篇開明宗義地指出：“夫國之匡輔，必待忠良；任使得人，天下自治。”李世民深諳人才對國家發展的重要性，同時又有：“黃金累千，豈如多士之隆，褚亮曾是薛秦的太常博士，但未被委以重任。
李世民平薛仁果後，就親自慕名訪之，以禮相待，並說道：”寡人受委專征，喜於克敵得俊“。一語道破了他頻繁地在東征西討中，不僅為了統一國家，更重要的是為了網羅人才來輔助自己。在李世民還是秦王的時候，他的府邸秦王府就已經人才濟濟，然而，李世民能夠得到許多優秀人才的輔助，這與他有意識的招賢納俊分不開的。
在繼承皇位後，李世民還是認為人才遠遠不夠，因而繼續加大力度招募人才，其中發現和重用馬周就是一個例子。曾經朝廷的中郎將常何代寫了一個奏疏，李世民看完後龍顏大悅，他覺得常何這篇奏疏寫得水平非常高，心中非常開心。但是轉念一想，按照以往，常何的奏疏不管是內容還是文采都達不到現在這種水平，那麼為什麼忽然就寫出如此優秀的奏疏，李世民內心裡還是覺得常何寫不了這麼好，便專門去問常何，而常何只好說是馬周代寫的。
李世民聽說後，立即遣使召來馬周，在李世民的幾輪詢問下，李世民認可了馬周的才能，並破格擢用委以中書舍人，後遷升其為吏部尚書。對於馬周，李世民一再地對群官們說：”馬周見事敏速，性甚慎重，朕委任之，多稱朕意，既寫忠誠，親附於朕，實為此人，共康時政也。“
李世民求賢若渴的心情躍然紙上。李世民為了廣泛蒐羅人才，還非常注意不因政治身份及家族門第的不同而厚此薄彼。張亮出身寒賤，李世民同樣對他信任有加。正是在上述認識和行動的基礎上，貞觀一朝才能出現多士盈廷的盛況。
唐太宗既然求賢若渴，那麼，他的用人標準是什麼呢？魏徵曾提出了十二條識別官員的標準，即《說苑》中 所說的”六正“和”六邪“，併為李世民所”嘉納“。在 ”六正“中的六類大臣裡，良臣、忠臣、貞臣、直臣主要是指德行而言的，智臣和聖臣主要對才行而言的。而”六邪“中的、奸臣、讒臣、賊臣、臣和亡國之臣都是由於無德。由此可見，李世民用人堅持的是”德才兼備“，但實際上他是把”德“置於”才能“之上的。
即用人首先是看其人政治上是否可靠，作風是否正派，至於工作能力則是屬於第二位的。他認為，如果用人只注意才能而不注重德，危害是極大的，雖然事後可以發現其”惡跡始彰“ 加以處罰，但已經使百姓深受其害了。關於這一點，魏徵說得更清楚：”知人之事，自古為難，故考績黜陟，察其善惡。今若求人，必須審訪其行。若知其害，然後用之，設今此人不能濟事，只是才能不及，不為大害。
誤用惡人，在實際生活中，李世民基本上是按照“德才兼備”的原則選拔任命官員的。重用虞世南是因為他“博聞、德行、書瀚、詞藻、忠直一人而已”，是具有五善的全面人才。越級提拔盧祖尚是因為他“才兼文武、廉平正直”。對不稱職的官吏，他也能夠按正、邪的標準行事，堅決罷免。對於缺乏政治品德的人，他更是拒之不用。
要做到選賢任能，首要的是要知人。不知人，就談不上合理用人。所以，知人是用人的前提。作為至高無上的君王，李世民是能夠明察秋毫分辨朝中臣子的德行和能力水平，並且對臣下的優缺點了如指掌，這一點的確是李世民值得後世稱道的地方。有一次他對長孫無忌等人說：“朕聞主賢則臣直，人若不自知，公宜面論，攻朕得失。”
無忌不敢直說，反而把皇帝頌揚了一番，李世民非常失望，故而面論群臣得失，並首先提到長孫無忌：“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應對敏速，求之古人，亦當無此；而總兵攻戰”。從上述事例說明，李世民對臣下的情況是比較瞭解的，這為他正確合理地使用人 才提供了條件。當然了人總是有缺點的，鉅細兼顧，面面俱到的人畢竟只是少數。
一個人如果在某領域達到了過五關、斬六將的高度，這就免不了在 另一場合走麥城，所以用人要舍長取短。李世民認為：“人才有長短，不必兼達。”關於這一點，他在所著的《帝範》中有一段極其精闢的議論“明主之任人，如巧匠之制末”。
一個人的功與過，優點與缺點往往在一個人身上體現出來，這種人格和行為矛盾的現象是正常的，不可避免的。那麼如何根據這種並存的人格行為，進行賞罰分明，這卻是用人之道的又一重要方面。對此，李世民主要的做法是抓住主流，舍其支流。其中房玄齡、杜如晦、溫彥博都是當朝重臣，功績卓著， 但御史大夫蕭王禹卻因他們“嘗有微過”而上書彈劾。
對此，李世民置之不理，因為李世民認為，一個人不可能是完美的，他既然能夠在一些領域做到極致，就沒必要抓住他身上的一些小缺陷而一直說事。李世民在派遣使巡察天下時候，一次就處死七人，流放和罷免數百名官吏，而大唐政權當時能夠對貪官汙吏進行有力的打擊，是具有王朝生命力的表現。這一點李世民從維護政權統治出發，賞罰分明，選賢任能是難能可貴的。
一次李世民的姐夫長廣公主的丈夫楊師道鞫獄失當受到處罰，為此，他向其姐解釋說：“賞不能避嫌，罰不阿親。此天下至公之道。”他不但能不私親屬，對秦王府的舊部下，也能出於公心不無故升遷。玄武門事變後，有人建議給秦府舊兵授以武職，李世民說：“朕以天 下為家，不能私於一物。唯有才行是任，豈以新舊為差？” 而在這方面他是身體力行、言行一致的。
李世民的寵將尉遲敬德是玄武門之變的關鍵人物，由於當初擁立李世民自持有功，於是尉遲敬德就經常放肆的攻訐房、杜等大臣，甚至動手毆打任城王李宗道。對此，李世民對尉進行了嚴厲的批評。而魏徵原是李建成的太子洗馬，李世民即帝位後卻對他深信不疑，便是很好的證明。
雖然李世民在選用人才方面也有缺點，如規定工商雜流不能授官，玩弄權術等等，但縱觀李世民的用人之道， 總體上也是從江山社稷的根本利益出發，按照德才兼備的 原則來擇官用人的，這也是他政治上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李世民能夠成為偉君，並不是因為他個人能力有多麼出眾，也不是因為李世民的德行有多麼好，而是因為李世民很明白，如何用人，如何管人，如何更好地將人才運用於大唐的盛世發展中。而在李世民的倡導下，貞觀盛世的塑造是由一批又一批的能人志士所締造出的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