驛站萌芽於商周，完善於漢唐，歷經宋、元、明、清各代，經久不衰。縱觀古代驛站的設定及運營，歷代雖有不同，但它都與中國傳統的農業社會相依相存，它是中國傳統農業經濟形態下最重要的交通運輸組織，隨著漫長歲月的洗禮而不斷地成熟和完善。

元代驛制最顯著特點是實行“站戶制”。“站戶”是專門承擔驛站 （站赤） 事務的專業戶。站戶基本上是由農牧民承擔，而且實行終身制和子孫繼承製。即一旦確定為站戶， 一般不允許輕易改變，因此站戶成為驛站事業的專業戶。

明朝驛遞制度執行繼承了元代的衣缽。朱元璋登基之初就確定“以糧備車馬”及“以糧派伕役”的治國方略。他以為， 糧棉是國家最重要的財富， 糧足棉多就不怕挨凍受餓。為了貫徹他以糧為本、唯糧是論之理念， 明初賦稅全部納糧， 即驛站所需之車馬、伕役， 亦全按民戶糧的多寡進行點派。這裡的“糧”是指民戶歲納的糧賦。根據糧賦多寡出夫出馬， 所以驛站的夫、馬完全以糧為根據進行承擔。

由此可見， 驛戶既要交納糧賦， 又要承擔徭役， 而且驛站的夫、馬、車、船等費用， 都必須由百姓負擔。尤其是明中後期， 各種名目的“雜役”推陳出新， 隨時坐派， 民眾苦不堪言， 而諸役中驛役無疑是最重最苦也最可恨的差役。

那麼， 明代驛役主要有哪些呢？

據《明會典》及相關地方文獻記載， 明代驛站的役夫要承擔下列幾項主要費用： 役夫本人要自理衣食口糧及往返盤纏；備用應役所需的馬、驢、牛、騾等牲畜及鞍轡、草料、醫藥等；大小車輛及船隻；驛舍待客所需的被褥、食糧、傢俱和其他什物及雨具等；供過往官吏使客的廩給和口糧。這些都是明文規定的正派負擔。因此， 在諸驛中， 驛役在出力、出錢、出物方面都數倍於他役。

明朝驛遞本受財政所困， 致使驛站驛夫們負擔日重， 苦不堪言， 而到明代後期又受“驛棍”“驛蠹”的侵蝕， 更是腐敗不堪。驛棍， 除少數是驛吏、驛丞以外， 多數是驛站碼頭、要津的地痞流氓。他們把持驛權， 橫行於驛站， 索錢無度。“驛蠹”， 主要是指上級衙門及本地之差役， 他們狐假虎威， 與驛棍串通一氣， 狼狽為奸， 害驛謀財。他們慣用的手段多是以馬圖利， 並擅用關文， 擅發牌符， 手段五花八門。

1558年，明嘉靖改革驛站制度，不僅對乘驛範圍重新限制，而且對每驛經費減少30%至50%。改革措施不僅沒有減輕驛夫負擔， 反而更加繁重， 以致“十夫九逃， 十馬九缺”。萬曆年間， 天下驛站每年所費銀額已達313萬兩， 而天下各項賦稅總額歲入卻不過230萬兩， 整個國家的財政收入還不足驛站的經費開支。

明朝末年， 財政虧空， 御使毛羽健首陳急救之策， 提出“差役威如虎， 亟須裁驛”。刑部給事中劉懋亦上疏：“蘇驛道， 足國用。”崇禎為之動容。崇禎二年 （1629年） 四月， 崇禎釋出上諭， 大規模裁驛。“蘇民困、恤郵驛”“俱裁十分之六”， 全國驛站從景泰年間的1357處減少到830處。這次裁驛， 雖在一定程度上限定了用驛權， 但從另一個方面大大損害了驛夫群體的利益。因為大規模的裁驛， 使得廣大驛夫流離失所。過去雖說驛夫苦、驛卒賤， 但他們每年還可得到七八兩或十兩的工食銀， 還可以養家餬口， 但被裁減後， 他們斷缺生活來源， 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 被迫走上起義之路， 參加了明末農民大起義。

據記載， 在農民起義軍中， 有四分之一的人是被裁驛夫。他們會騎馬， 善舞刀槍， 作戰英勇， 從而成為農民起義軍中的主力軍。正可謂“豬 （朱） 嘴一張， 驛夫下崗， 無路可走， 造反搗皇， 逼死崇禎， 稱王上崗”。從某種意義上說， 明亡於“驛”， 亦是一個不爭的歷史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