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吊腳樓、一品

圖：來自網路

說起來，我屬於農村裡的文化人，因為我是村裡第一個研究生學歷的人。

我自小不喜歡吃大席，概因自己天生面薄、木訥，人多了，心就像兔子蹦達，死活上不了檯面。

我生在鄉下，在我們農村有個習慣，做父母的吃大席，往往帶上自己家最小的孩子，拿個搪瓷碗，站在桌邊，不等菜上桌，就嚷著要這要那。

而我就少了這等氣概，父母給什麼吃什麼，給多少吃多少，給塊丸子不敢要土豆，哪怕有一點奢望，也只能斗膽踮起腳，用怯生生的目光，看桌面上有沒有殘湯剩水，假如目光遭遇了人家的視線，就趕緊躲避開來，那情態與小偷似無二致。

後來長了些歲數，村裡有了紅白喜事，有資格被父母差去當候補了，那時的鄉下一年到頭沾不到葷腥，只要有酒席，酒桌好像就是戰場，客人們都顧不得吃相，菜碗一落桌，三下五除二就搶了個精光。

而我骨子裡缺的就是競爭性，別人大肉大魚快要撐破肚皮了，我可能筷子還沒有沾溼，所以，與其狼狽，不如迴避。及至今天，我這德行也沒有多少進化，除非是必要的應酬和純粹的朋友聚會，對吃大席還是有些膽寒的。

鄉村吃大席，但在正規場合，規矩還是頗有一番講究的，諸如座次、推杯把盞的順序、開席、散席的程式、下箸的先後，都很有說法，約定成俗了，酒桌上各色人等的地位高下、身份差異、文化禮儀素養，都盡顯其中了。

前不久鄉下的外甥結婚，我作為舅舅，自然是上賓，按風俗，舅舅不到場，其他賓客哪怕是餓的腸子打結，酒席也是不能開的，而且首席的首位只有嫡親舅舅的屁股，才有資格消受，做舅舅的年紀再小，其他人也只有乾瞪眼的份，兒皇帝也是皇帝啊。

首席是朝門的，採光好，可我的眼力不濟，只要落座，視線所及肯定是一抹黑，進進出出的難免會有舊識，沒有個招呼定會有惡評，不如干脆挑個背光的落座。凳子還沒坐熱，司儀來了，司儀必定是個專業人士，他兩手掐住我的雙腋：“舅舅的座位舅舅座，舅座舅座，保佑外甥“久座”第一把交椅”。這雖然是強請入甕的戲語，但舅舅的屁股畢竟涉及外甥一生的造化啊，我能違抗麼？

官宴上的道行就詭秘多了，場所的選擇、規格的高低，喝什麼酒？怎樣喝？都是考量的要素。老上司還好說，曉得了他的秉性，伺候起來方便多了，若來了個新的上級，你不知道他的深淺，就有些費心事了，高檔了，怕留下鋪張的話柄，過於隨便，又有怠慢之嫌。

江湖上的人，總有做東和做主賓的時候，對於我，兩種身份都是尷尬。因為不善於表達，開場白和過程中插科打諢，比給狗喊爺還難受。好的開場白可以渲染氣氛，營造氛圍，既反映主人的學養，也反映一個人的機智，我卻總是不得要領，只好乾巴巴地擠出兩句話，悶著頭猛灌，以勤補拙，往往是客人還沒盡興，我就騰雲駕霧了。

夫人說我憨，我也只好承認，再說我已過了不惑之年，憨了半輩子，秉性這東西，又不是上床不洗腳的壞習慣，給點高壓就能改？

每個人都有吃酒席的經歷，但吃錯酒席的事，卻不是人人都有的，應該吃的是吃正席，蓄意瞎吃、騙吃的是“吃闖席”。

我也有“吃闖席”的時候和被別人“吃闖席”的時候。記得上高中的時候，那時家裡條件很差，父母給的零花錢，每週也就兩三塊錢，這對我這個學校的“活躍分子”而言，簡直是一種折磨。常常是到週三的時候，就把一週的錢花光了，於是，就厚著臉皮給關係較好的同學去借，但那時，大家的境遇大致雷同，都是數著手中的那點錢吃喝。

窮生奸計。於是，我邀約一個最鐵的哥們，也是我上下鋪的兄弟，就在中午放學的時候，騎車向村外溜達，如果聽到哪裡有喇叭的喧鬧聲，就知道那個村莊肯定有喜事或者是喪事，於是，我們就會歡快地趕過去。

最初，還是有些擔心的，怕事主看到我們兩個陌生的半大小子，會過來盤問，但事實上，在鄉村，吃大席基本是全村參與的盛會，另外親戚都是七大姑八大姨，甚至很遠的遠親也趕來赴宴。

隨著大老執一聲吆喝，吃大席的時間到了，於是我倆就裝模作樣的坐在相對比較空的桌子上，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兩個人故意攀談著一些什麼，來掩飾自己內心的恐慌。

菜上桌了，大家一哄而上，二十分鐘之後，“戰鬥”也差不多結束了，我們吃飽後，兩人再裝著上廁所的樣子，然後趁人不備，騎上腳踏車，溜之大吉。

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後來，就養成了一個習慣。記得那兩年，學校周邊的村莊，幾乎讓我們吃了遍。和我“吃闖席”的夥伴，如今早已成了一個學校的領導，談起當年的“壯舉”，我們還會啞然失笑。

被人吃“吃闖席”，是在我女兒結婚的婚宴上。那天我們夫婦給客人敬酒答謝時，有兩個“客人”特面生。面生也不足為怪，朋友的家屬你還能認全？散席後，與“客人”同桌的同學提醒我：那兩個傢伙既不敬酒，也不回酒，問話不答，埋頭猛吃，來也匆匆，去也匆匆，定是一夥專“吃闖席”的。

他們是否是“吃闖席”的無關緊要，他們沒有分享我女兒婚姻、愛情的快樂，但我女兒的婚宴給了他們填飽肚子的快樂。

在鄉村吃大席的日子，如今早已成了過去，但那一段段經歷，如今再次從記憶裡翻找，總有一種難言的幸福在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