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案情：

被告人徐某註冊成立了潤蘇貿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潤蘇公司”），從事鋼材、金屬材料及製品等購銷業務。2013年下半年起，潤蘇公司採用類似期貨的模式銷售鋼材，即以低於市場時價300元至700元每噸的價格與客戶簽訂銷售鋼材合同，預收全額貨款，約定一個月或一個半月後交貨。交貨時市場鋼材價格大幅下跌至合同價以下，潤蘇公司則能盈利，否則就虧損。後因市場鋼材價格總體上持續上漲，故潤蘇公司除了少數時段盈利外，大多是“高買低賣”做賠本生意，至2016年11月已虧損數千萬元。

2016年12月至2017年1月，徐某在明知潤蘇公司已經嚴重虧損、無實際履行能力的情況下，繼續編造潤蘇公司是大型鋼鐵企業“某鋼集團”的子公司、有關係能拿到“某鋼集團”低價鋼材等虛假資訊，低價引誘客戶簽訂鋼材銷售合同，收取30餘家客戶預付貨款共計8000餘萬元，用於填補潤蘇公司虧空。2017年1月，潤蘇公司資金鍊斷裂，合同無法履行，徐某將潤蘇公司賬戶餘款70萬元轉入其個人賬戶，再轉給妻子、情人等人。

分歧意見：

第一種觀點認為：徐某行為不構成犯罪，而是屬於經濟糾紛。徐某雖然虛構了潤蘇公司是大型鋼鐵企業“某鋼集團”的子公司、有關係能拿到低價鋼材等虛假資訊，但其所獲取的貨款仍是用於履行與客戶之間的銷售合同，且2013年底至2016年11月，與其簽訂合同的客戶均有獲利。2016年12月後，合同之所以無法繼續履行，系因為市場鋼材價格波動導致，其自身或客戶損失是市場經營中的正常現象。徐某主觀上不存在欺詐故意，不符合合同詐騙罪“非法佔有為目的”的構成要件。

第二種觀點認為：徐某行為構成合同詐騙罪。

評析第二種觀點：

第一，徐某主觀上有非法佔有的故意。

從合同的實際履行過程來看，徐某每次簽訂合同收取貨款後，並不是將貨款用於履行相應的合同義務，而是“拆東牆補西牆”，彌補之前的虧空，這種做法難以維繫。尤其是從2016年12月開始，徐某已經山窮水盡，沒有履行合同能力，也無履行合同的誠意和可能性，但仍繼續採取欺騙手段，故意誇大潤蘇公司履行合同的能力，誘騙他人與其簽訂合同並預付貨款，且將公司賬戶餘款70萬元轉入其個人賬戶佔為己有，其主觀上非法佔有的目的更為明顯。從法律規定和有利於被告人的角度，以2016年12月之後的事實定案，亦足以認定徐某主觀上有非法佔有的故意。

第二，徐某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採取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等欺騙手段。

徐某在與合同相對方簽訂合同時，一方面虛構自己有關係、能拿到低價鋼材等虛假資訊，借用“某鋼集團”的信譽，故意誇大自己履行合同的能力，使對方誤以為合同有保障，從而放鬆警惕；另一方面，隱瞞潤蘇公司早已嚴重虧損、資不抵債的事實，致使對方對徐某實際履行能力和合同實現的可能性產生嚴重誤判，欣然接受先款後貨的交易方式。

第三，徐某騙取他人財物數額特別巨大。

徐某無視市場規律與鋼材行情，以低價吸引客戶預交貨款以維持潤蘇公司運轉，這與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犯罪有相似之處。其以賭徒心態“押寶”鋼價下跌，而放任客戶損失發生，對客戶而言具有高風險性，實際上也給客戶造成8000餘萬元的損失，具有巨大的社會危險性。

另外，該案也並非單位犯罪。潤蘇公司實際為徐某一人註冊，且為無資金注入的空殼公司，一直由其個人實際經營操控。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單位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有關問題的解釋》第二條的規定，個人為進行違法犯罪活動而設立的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實施犯罪的，或者公司、企業、事業單位設立後，以實施犯罪為主要活動的，不以單位犯罪論處。

綜上所述，徐某以非法佔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騙取他人財物，數額特別巨大，其行為構成合同詐騙罪。2020年12月20日，一審法院以徐某犯合同詐騙罪判處其有期徒刑十一年，並處罰金50萬元。徐某上訴後，二審法院於今年5月10日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