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5日，新一輪有關伊朗核問題的間接會談在維也納重啟，但於此同時，伊朗卻作出了將鈾濃縮濃度提升至60%的公開決定。

從伊朗核協定到間接會談

自內賈德（Mahmoud Ahmadinejad）時代伊朗高調公佈核計劃後，國際社會一直試圖用外交、和平手段解決伊朗核危機。2013年11月，伊朗和“5+1”國家（“五常”加德國）達成翌年1月20日生效的日內瓦《伊朗核問題臨時協議》（Geneva interim agreement on theIranian nuclear program），規定在20個月內就達成解決伊朗核問題全面協議展開談判。2015年7月14日，伊朗和“5+1”在維也納達成俗稱“伊朗核協議”的《聯合全面行動計劃》（JCPOA），規定伊朗交出全部中等純度和98%低純度濃縮鈾，交出約2/3離心機，未來15年內將鈾濃縮上限限制在3。67%，限制未來10年核心活動於納坦茲一地，限制離心機能力，接受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定期檢查。作為回報，當伊朗切實遵守協議各項義務時，國際社會解除對伊朗制裁。

該協議2015年10月18日正式透過，2016年1月16日實施。透過該協議，國際社會減少了對伊朗發展核武器的疑慮，緩和了地緣政治緊張局勢，而伊朗得到了打破國際封鎖、制裁和禁運，改善國內經濟、民生困境的喘息之機，其和平利用核能的主權國家權益也得到了原則上的保證。在伊朗核協議正常運作時期，IAEA幾次定期核查、抽查都作出“協議被大體遵守”的結論，除以色列、沙特兩個伊朗地緣政治死敵外，各方也普遍給出積極評價。

但這一短暫平衡被特朗普（Donald Trump）在美國上臺所打破：特朗普早在2016年選戰期間就揚言“一旦當選要讓美國退出伊朗核協定”，當選後他極力鍛造美國-以色列-沙特的“中東鐵三角”，並將伊朗視作美國在中東的頭號假想敵。2018年5月8日，美國單方面宣佈停止履約，隨後恢復甚至強化了對伊單邊制裁。作為報復，伊朗自2019年5月8日起逐步停止履約，先後在“第二核設施”和“新增離心機”等環節突破協議限制。

2020年1月3日，美國以“支援恐怖主義”為由，在伊拉克巴格達國際機場附近刺殺伊朗革命衛隊將領蘇萊曼尼（Qasem Soleimani），導致伊朗在兩天後宣佈“完全不受核協定義務限制”。

拜登（Joe Biden）上臺後，美伊間圍繞伊朗核協定的緊張關係並未趨於緩和，美方一再發出“不排除任何選項”的威脅，而伊朗則在2021年1月宣佈將濃縮鈾上限提升至20%，4月15日又宣佈提升至60%，不僅完全突破核協定限制，也大幅度接近武器級門檻。2月23日，伊朗宣佈停止自願履行《不擴散核武器條約》附加議定書。

但“秀肌肉”僅是圍繞伊朗核問題外交博弈的一個側面，美伊雙方事實上都在謀求“極限施壓”，以爭取對本方最有利的談判態勢和結果。4月2日，相關各方宣佈，美伊均同意在6日開始維也納“間接會談”，形式為中、俄、英、法、德分別和伊朗、美國進行會談，以尋求恢復伊朗核協定的途徑和條件。

自6日至今，維也納和伊朗核問題再次成為國際關注焦點。從積極方面看，“間接會談”並未破裂，新一輪會談業已開始；從消極方面看，美伊雙方豈止“各說各話”，有時甚至不免要懷疑，它們究竟是來“談和”的，還是來拆臺的。

美伊各有難言之隱

拜登自去年選戰期間開始，就不止一次表示一旦當選，將努力恢復伊朗核協定的有效性。自退出核協定、激化美伊矛盾以來，美國不僅未能如特朗普此前所保證的，透過此舉“迫使伊朗接受更嚴厲的核協議條款”，並給中東局勢降溫，相反導致美在中東利益受到伊朗及其代理人更大威脅，伊朗也並未接受任何“城下之盟”，反倒和美國“主要對手”走得更近。不論從策略、利益，還是從“反特朗普”層面考慮，他都需要至少在形式上恢復伊朗核協定談判，或乾脆說，恢復美國-伊朗“在談”的形式。

但拜登政府構成複雜，在許多內外政策上表現出“精神分裂”的“症狀”，即一方面希望恢復因特朗普不斷“極限施壓佔便宜”而破壞的國際關係，另一方面，又期待保住特朗普不惜破壞國際關係而佔到的各種便宜。美國和伊朗是宿敵，不論官方、民間，互不信任的情緒都根深蒂固，拜登如果在爭取重啟伊朗核協定方面走得太遠、太積極，很容易被共和黨人、特朗普支持者、極端親以色列遊說集團等扣上“妥協投降”、“背叛美國利益”等大帽子，卻又未必能獲得值得為此冒險和犧牲的重大回報。

伊朗同樣進退兩難。

一方面，長期制裁、禁運、封鎖和國際孤立，已嚴重影響伊朗經濟、社會和民生髮展、穩定，國內動盪加劇，地區冒險也往往得不償失，打破國際孤立、制裁狀態，回到伊朗核協定生效階段態勢，符合其核心戰略利益需要；另一方面，蘇萊曼尼事件、剛剛在4月11日發生的，疑似以色列特工所為的納坦茲核設施駭客破壞事件等，在伊朗強硬派中成功激起更高漲反美情緒，要求“復仇”、“強硬”的壓力始終高漲。4月11日，就在兩輪“間接會談”舉行間隙，強硬派佔多數的伊朗議會高調透過指控總統魯哈尼（Hassan Rouhani）“蔑視本國法律”的決議，全部235名參加投票議員中，投贊成票的多達190人。伊朗6月將舉行總統大選，已任滿兩屆的魯哈尼行將卸任，儘管他始終強調“對恢復核協定效力持積極態度”，強調“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承諾不變”，但一旦他任滿走人，一切都將變得更加叵測。

雙方要價南轅北轍

儘管歐盟方面首席協調員莫拉（Enrique Mora）稱，維也納間接會談“積極因素很多”，兩個專家小組也“盡責盡力”，強調“明確目標是恢復到全面、有效執行伊朗核協議”，但美國、伊朗兩個關鍵參與者的要價卻南轅北轍。

美國自拜登以下繼續維持著“雲山霧罩”的外交風格，但有一點是明確的，他們試圖僅僅解除部分恢復和新增的制裁條款，卻希望伊朗接受較協議文字更多的限制。

而伊朗方面的底線一如其首席核談判代表阿拉格希（Abbas Araqchi），就是“一切復原”，即美國取消2018年5月8日以來所有恢復、新增制裁條款，伊朗則恢復履行核協定所規定的義務。

儘管伊朗履約誠意一直受到一些國家質疑，但核協議生效期間它的確作出了較好的履約表現，核協議危機從根源上，是特朗普單邊“退群”所引發的，伊朗方面在目前態勢下很難退讓，且他們也有理由擔心，此次一旦退卻，美國及其盟友會否得寸進尺，在今後一而再、再而三重施“極限施壓”故伎，令伊朗從此再無寧日。

而美國方面，阻力不僅來自拜登團隊和國內朝野，也來自以色列、沙特及其“小兄弟”阿聯酋。近日沙特駐美國大使麗瑪。班達爾（Reemabint Bandar）公主、阿聯酋駐美國大使奧泰巴（Yousef al-Otaiba）均公開表示，美國應尋求透過維也納“間接會談”，堵塞伊朗核協議的“漏洞”——很顯然，美國如照此辦理，“間接會談”幾乎不可能有所收穫。

至於以色列，則是根本不希望任何和伊朗有關的談判、協議和妥協，近期他們又是襲擊伊朗船隻，又是疑似對伊朗核設施搞“駭客攻擊”，蓄意給“間接會談”攪局添堵的意圖昭然若揭。儘管11月4日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Lloyd Austin）抵以協調，但也並未協調出個子醜寅卯來。

在複雜的國際政治和地緣政治舞臺，“大力”在很多時候並不能出奇跡，儘管客觀形勢更險惡，但無論從任何角度看，伊朗在核協議問題上都只能退到“恢復協議原狀”為止，美國如果一意堅持“第一大國不走空”，硬要堅持“只解除部分新增制裁，卻換取更多對伊限制”，“間接會談”也好，直接會談也罷，都註定難有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