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崇（650年—721年），武則天、中宗、玄宗時宰相。本名元宗。陝州硤石（今河南三門峽）人。其父姚懿在貞觀年間曾任州都督。姚崇一生三次出任宰相，共居相位十年多。他挽救危局，整頓吏治，振興經濟，對開創開元之治、使唐朝重新走上繁榮和興盛道路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人稱“救時宰相”。
姚崇經科舉入仕，始授濮州司倉參軍，後又任司刑丞。他因執法公正，引起了上司的注目，連續晉升，不久任為夏官郎中，成為兵部的一名要員。後因受武則天賞識，被破格提升為兵部侍郎。
武則天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獎勵告密，重用酷吏，鬧得滿朝文武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終日。姚崇直言不諱地對武則天說：“自垂拱以後，被告身死破家者，皆是枉酷自誣而死。告者特以為功，天下號為羅織，甚於漢之黨錮。”姚崇甚至以自身和全家人性命擔保，懇求武則天寬緩刑政。武則天聽了很高興，說：“以前宰相皆順成其事，使朕陷於濫施刑罰的境地，現在聽到你的話，很合朕的心意。”特賞給姚崇白銀千兩。
聖曆元年（698年），武則天提升姚崇以夏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後兼相王府長史。不久，姚崇因母親年老多病，請求解職侍奉母親，武則天下詔讓他帶職回家。過了一個多月，姚崇復兼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姚崇上言：“臣事相王（李旦），不宜典兵馬，不是臣愛惜性命，只是這樣做對相王無益。”武則天認為姚崇的意見有道理，於是下詔改任他為春官（禮部）尚書。
姚崇為官正直，不畏權勢。當時，武則天的內寵張易之、張昌宗兄弟恃寵跋扈，橫行不法。長安四年（704年），張易之要把京城的十個和尚派往自己修造的河北定州的佛寺，這雖是一件小事，但姚崇為了遏制其氣焰，就是不同意這些和尚去定州。張易之因此記恨姚崇，暗中在武則天面前說他的壞話。武則天就借突厥犯邊之際，把姚崇調任靈武道行軍大總管，後又改任靈道安撫大使。雖然他還是風閣鸞臺三品，但已無宰相實權。赴任前，姚崇推薦張柬之出任同風閣鸞臺平章事（即宰相）。
張柬之做宰相後，對張易之、張昌宗兄弟在朝中橫行不法、包藏禍心深感不安。神龍元年（705年）正月，武則天病重，姚崇也正好從駐地靈武回京。張柬之便與姚崇密謀誅殺二張，恢復李氏。於是，他們率500名羽林兵，直接進入玄武門，殺死了二張。隨後，又對武則天施壓力，迫其將帝位讓給太子李顯。李顯復位後，以姚崇、張柬之為宰相。因姚崇有功，加封為梁縣侯，食邑200戶。
武則天遷居上陽宮，中宗李顯率百官問候起居。王公群臣相互慶賀唯獨姚崇嗚咽流淚。張柬之對姚崇說：“今日豈公流泣之時，恐公禍由此始。”姚崇說：“我服務於則天皇帝已經很久了，現在突然與她辭別，禁不住悲從中來。況且我以前幫你誅奸逆，人臣之義也；今日別舊君，亦人臣之義也，雖獲罪，實所甘心。”中宗李顯聽到姚崇的這些話，便將其調離京城，出任毫州刺史。第二年，張柬之等人在流放中被害，而姚崇卻倖免於難。
後來，相王李旦之子李隆基發動政變，殺死毒害中宗李顯的韋后、安樂公主及其黨羽。相王李旦在兒子李隆基和妹妹太平公主的支援下，恢復帝位，李旦立李隆基為太子。景雲元年（710年）六月，姚崇被任命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第二次當了宰相。
睿宗李旦雖拜姚崇為相，但朝政卻由武則天的親生女兒、睿宗的妹妹太平公主掌握。她干預朝政，也想走其母武則天的道路。為了防患於未然，姚崇和宋璟聯名上奏，建議將太平公主安置在東都洛陽，其餘掌握兵權的諸王派往各州當刺史，以確保李隆基的東宮地位。昏庸的睿宗如實將姚、宋的建議轉告給太平公主，太平公主大怒，李隆基也慌了手腳。為爭取主動，李隆基指控姚崇等挑撥皇上兄妹關係，應加嚴懲。於是，姚崇被貶為申州刺史，後又任揚州刺史、淮南按察史。在地方官任上，姚崇為官清廉公正，頗受百姓愛戴
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後，決定再次起用姚崇為相。先天二年（713年），玄宗在新來驛講武期間，密召姚崇前來，並徵求他對國事的意見。姚崇針對武則天以來的弊政和歷史教訓，提出十條挽救政治衰敗的革新主張。玄宗對姚崇的這些主張一採納，並且當時就拜其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姚崇第三次出任宰相，得到了玄宗的充分信任。藉此機會，姚崇開始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剝奪藩王軍權，限制外戚勢力，從而消除了引起動亂的隱患；大量裁減冗員，撤銷閒散官署；中央官和地方官相互交流，糾正長期存在的重內官輕外官的弊端。在姚崇的一系列措施下，開元年間經濟發展、社會安定，史稱“開元之治”，姚崇也因匡正時弊而被稱為“救時宰相”
開元四年（716年），山東等地連續發生嚴重蝗災。人們認為這是“天災”，滿朝文武也一籌莫展，只是一味求上天顯靈攘災，“坐視食苗不敢撲”，唯獨姚崇上疏主張撲殺蝗蟲，並提岀具體做法，還以官職擔保除蝗可成。姚崇的一番話堅定了唐玄宗的決心，詔令姚崇撲蝗。姚崇特派遣御史，取名“撲蝗使”，分赴各地，督促撲蝗。僅汴州一地就捕獲蝗蟲14萬石，而投入汴渠順流而下的不計其數。因為奮力撲殺，“蝗蟲日漸止息”，山東地區免遭了一場大災難。
唐代佛教、道教盛行，上至皇帝、皇后、達官貴人，下至豪紳富戶都利用宗教撈取好處。他們耗費巨資，大量建造佛寺、道觀，佔用大量土地。而這些寺院還享有特權，不向國家交納賦稅，僧人也不服役，因此“度人為僧無窮，免租庸者達數十萬”，造成國家財政日益枯竭。開元二年（714年），姚崇上疏玄宗，請求裁減僧人。他說：“但使蒼生安樂，即是福身；何用妄度奸人，使壞正法。”玄宗採納了這一建議，下令裁僧尼數三萬人，令他們還俗從事生產。玄宗還下令，禁止百官和僧尼道士往來；禁止鑄造佛像、傳寫經書；禁止建造佛寺；修繕舊寺，也要報請批准。這些措施無疑對發展農業生產、增加國家財政收入具有良好的作用。
開元四年，姚崇辭去宰相職務，但有關軍國大事，玄宗還是常聽取他的意見。開元五年春，玄宗將巡幸東都洛陽，太廟突然倒塌。玄宗詢問身邊大臣，大臣說陛下服喪未滿三年，巡幸東都不合天意。玄宗召姚崇詢問此事，姚崇回答說：“太廟大殿乃前秦苻堅所建，年月久遠，木質腐朽，必然會倒塌。但倒塌之日與行期相合，只是巧遇。”姚崇勸玄宗，巡幸東時東行。玄宗聽從了姚崇的意見。
開元九年（721年）九月，姚崇病逝，終年72歲。病危之時，他還囑子孫不要信佛，說：“死者是常，古來不免，所造經像，何所施為？”“釋迦之本法，為蒼生之大弊，汝等各宜警策。”並囑薄葬：“吾身亡後，可殮以常服，四時之衣，備一副而已。”
唐玄宗對姚崇的逝世十分悲哀，下令為其撰寫碑文，讚譽姚崇：“位為帝之四輔，才為國之六翮；言為代之軌物，行為人之師表
後人常以“開元盛世”和“貞觀之治”並提，也把開元時期的宰相姚崇、宋璟比作貞觀時期的房玄齡、杜如晦。
姚崇，原名元崇，因為與一個突厥造反的首領同名，便改叫元之；又為了避“開元”年號之諱，改為單名崇字。姚崇一生歷任武后、睿宗、玄宗三朝宰相，這在中國古代殘酷的政治鬥爭中實屬罕見。他最大的功績在於奠定了“開元盛世”的基礎，他在唐玄宗即位之初就提出了著名的十條建議，掃除了政治積弊，社會風氣為之一變，被譽為“救時宰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