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對儲位的影響還只體現在儲君藉助宦官鞏固儲位、登基為帝。至於儲君廢立，宦官在該階段尚未能發揮明顯的作用和影啊。

李俶（後改名為豫）被立為太子後，張後並未因此放棄對儲位的十預。這使得太子終日憂懼不安，“常恐後之構禍”。為了避免重蹈建寧王倓的覆轍，太子對張後表現得畢恭畢敬，“以恭遜取容”。上元元年（760年）六月，張後長子興王佋薨，次子定王侗“又孩幼”，“故儲位獲安”。但李豫儲位獲安乃至順利登基的關鍵不在於興王之死且定王年幼，而是因為他成功地離間了張後與宦官李輔國的關係。

在玄宗朝，宦官主要是充當后妃的傳話筒和耳目，他們透過依附君主所寵愛的后妃獲得權勢。肅宗朝李輔國與張後之間的關係亦然。只是在肅宗朝以後，由於宦官勢力不斷壯大，同時后妃基本被排除在權力中樞外，很難掀起政治風浪，宦官與后妃的地位關係才發生大逆轉。張後與李輔國曾經是非常密切的政治夥伴，兩人“持權禁中，干預政事”。肅宗前期，李輔國主要依靠張後獲取權勢，“見張良娣有寵，陰附會之，與相表裡”，但這種良好的合作關係逐漸破裂。很可能是因為兩人在權力分割的過程中矛盾不斷激化，雙方強烈的權勢嗜慾導致兩人最終分道揚鑣，“晚年，更有隙”。這也是張後為何在寶應元年四月肅宗彌留之際試圖“謀誅輔國”的原因。

李豫的儲君之位因張後覬覦而不穩，作為太子，他勢必會有所援引、交結，以增強自身的實力。但自玄宗朝開始，國家就明令禁止皇族成員與外臣交結。有此限制，太子便不得不將宦官作為重點拉攏的物件。加之，此時宦官的勢力與唐前期早已是不可同日而語，尤其是李輔國，更是炙手可熱的權力人物。肅宗即位後，擢李輔國為太子家令，“判元帥府行軍司馬事，以心腹委之”，但凡“四方奏事，御前符印軍號，一以委之”。肅宗回京後，任命李輔國為殿中監，閒廄、五坊、宮苑、營田、栽接、總監等使，“又兼隴右群牧、京畿鑄錢、長春宮等使，勾當少府、殿中二監都使”。至於政務方面，“宰臣百司，不時奏事，皆因輔國而決”。

太子李豫若能成功拉攏李輔國，無疑會增加自己與張後抗衡的政治籌碼。李豫曾於至德二載九月任天下兵馬元帥，而李輔國則長期判元帥府行軍司馬事。李豫與李輔國很可能在共事的過程中逐漸達成了某種默契。

關於肅宗末年宮廷政變的原因，《舊唐書·代宗紀》但云“肅宗大漸，所幸張皇后無子，後懼上功高難制，陰引越王係於宮中，將圖廢立。”《舊唐書·肅宗張皇后傳》亦然，“肅宗大漸，後與內官朱輝光、馬英俊、啖廷瑤、陳仙甫等謀立越王係，矯詔召太子入侍疾”。似乎太子李豫援引李輔國發動軍事政變實為張後所逼。但據《舊唐書·越王係傳》載，事情的起因是：“皇后張氏與中官李輔國有隙，因皇太子監國，謀誅輔國，使人以肅宗命召太子入宮。”

奇怪的是，在如此關鍵的時刻，李豫卻表現得優柔寡斷、心慈手軟。表面上，李豫是對李輔國、程元振兩位宦官心存惻隱，“太子泣而對曰：此二人是陛下勳舊內臣，今聖躬不康，重以此事驚撓聖慮，情所難任。若決行此命，當出外徐圖之。’”張後此時已經是騎虎難下，無奈之下不得不另召越王進宮商議誅李輔國事。“後知太子難與共事，乃召係謂之曰：‘皇太子仁惠，不足以圖平禍難。’復以除輔國謀告之，曰：‘汝能行此事乎？’係曰：‘能。’”接下來才發生了張後欲廢太子另立，李輔國率兵保護太子，誅張後及越王這一幕。

據此可知，政變的起因源於張後對李輔國專權的不滿，當張後向太子透露共誅李輔國的計劃後，為太子所拒。表面上，是程元振將張後“奸謀”告知太子，但是事情的真相很可能是太子勾結李輔國、程元振連謀對付張後。《舊唐書·代宗紀》以及《肅宗張皇后傳》為尊者諱並不能掩蓋李豫與宦官勾結弒母殺弟的不光彩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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