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曾有文章品評京官、外官，除了提及內外官差貧富優劣外，還提到廣西有一地，被官員視為天下最苦之府，具體是這樣講的：

唐宋時候，官場以做京官為上等，在京城的內任官尊崇榮耀，視外官為下等，即使是朝廷冗官升任地方大員，都自以為是降職。比如唐朝的班景倩從揚州採訪使入朝任大理少卿，經過倪若水所在的州，倪若水在城郊為他餞行，對左右的人說：“班公此行如登仙，我遺憾不能做車伕”。

而清代則相反，京官們都盼著有機會被外放做地方官。這是因為京官俸祿微薄，外官收入豐厚，盼著外放的官員，都是想多得些錢濟自己之貧。

另外，除了貧富差異，還有一重原因，使外官多有借重京官的地方，即外官如果有貪汙不法、辦事荒謬的地方，容易被京官彈劾撤職。在外得到肥差的官員，每年都會饋贈京官“冰敬”、“炭敬”禮金。外官來京見皇上，到離京回任時，還要給京官們贈送別敬。送這些錢的時候，多由彙總銀兩的票莊，到京官府上去呈交。

所以，京官一見到有票莊商人來遞名片拜訪，則喜出望外、倒屐相迎。京官之間，也會談論得到的禮金多寡，互相之間直言不諱，這種不成體統的事光明正大擺出來講，也是挺可笑的。

時間久了，連皇帝都知道了這些情況。當年乾隆曾經對大臣們講：

“你們做到宰相也不過一年得三百兩銀子的俸祿，而車馬衣服，無不皆備，朕也不能一一深究你們的這些東西是用哪裡來的錢置辦的。”

可見，官員們收受這些說不清道不明的銀兩，皇帝本人也是知道的。

如果有誰被外放了苦缺，就沒有能力應酬京官贈送禮金了。百官也評定出哪裡的官位好，哪裡的官位不佳，天下最苦的，莫過於廣西思恩府知府，都把得到這個職位視為一件危險的事情。這個地方，瘴癘特別嚴重，從外地被派去做官的人，九死一生。

每次思恩府有新知府上任，都要先拜印，然後書吏就會把知府請到一間屋子裡去祭拜，屋裡靈牌林立，都是在任上病故的前任知府，新知府看到這麼多牌位，沒有不心裡驚懼的。一抬頭還能看到高處閣子上有長木板，滿滿放著在這裡病故的幕僚師爺們的箱籠，箱子上寫著“某縣某人”，那都是死在思恩府之後，屍骨遺物沒有送回原籍的人留下的，看到這些，心情就更壞了，加上環境不適應，哪裡有不生病的呢？

原文作者在京城做官二十幾年，聽說死在任上的思恩知府不下三、四人。因此，所有記名等待選官的京官，沒有不日夜祈禱不要外放此官的。有些官員被外放這個職位，甚至會告老還鄉，寧可不做官，也不敢去。

但是，辭官的人走了，總得有人去，於是吏部會再請重新選人，樞密大臣發笑道：“既然誰都不願意去，何必再重新選呢？”

這就是大臣們的不對了，他們為什麼不奏明皇帝此地情形，改成由久駐粵西、習慣水土之人來做當地知府呢？何必一定要從京官裡選呢，這些人不習慣當地氣候，貿然來到煙瘴之地怎能適應？

清代整個朝代都是這樣，到了民國初年就改了，這處府城被廢掉，改由武鳴縣來管轄。

【被評為天下最苦知府治所：思恩府】

思恩府，是明朝起設定的府，在今廣西南寧市境。

前身為唐朝思恩羈縻州，州治在寨城山，即今平果縣舊城。元朝時，改為思恩州，屬田州路。明朝洪武二年，屬田州府，後屬雲南廣西府。永樂二年（1404年）八月，直隸於廣西承宣布政使司右江道。正統四年（1439年）十月，以土官岑瑛屢有邊功，升為思恩土府，正統六年（1441年）十一月，又升思恩軍民府。次年，土知府岑瑛將府治遷至喬利（今廣西壯族自治區馬山縣喬利鄉），並壘石建城。嘉靖六年（1527 年），王守仁招撫盧蘇、王受，鎮壓當地八寨農民起事後，親到喬利檢視，認為府治位置閉塞，環境惡劣，便於次年將府治遷到六十里外的武緣縣止戈裡荒田驛（今武鳴縣府城圩）。下領二州（奉議州、上映州），二縣：（上林縣、武緣縣）。

入清，為思恩府，領賓州、那馬廳、武緣縣、遷江縣、上林縣以及白山、興隆、定羅、舊城、都陽、古零、安定七土司。地域大致相當於今天廣西武鳴、賓陽、上林、馬山、田東、平果、都安等縣。清亡之後，1913年該府廢除。

“大人領賞謝恩”

【官員俸祿：清朝灰色收入多 明朝俸祿最薄 】

明清兩朝官員都實行低薪制，清初文官俸祿標準繼承明代萬曆《大明會典》規定所制定，名義上的俸祿很低。

清朝《大清會典》卷十八《戶部·俸餉》規定如下：

關於皇室子弟等，“親王歲支俸銀萬兩、世子六千兩，郡王五千兩、長子三千兩、貝勒二千五百兩、貝子千三百兩。鎮國公七百兩、輔國公五百兩。一等鎮國將軍至奉恩將軍，凡十有三等，祿自四百十兩，每降一等，減二十五兩。宗室雲騎尉八十五兩、授雲騎尉品級者八十兩。固倫公主四百兩、和碩公主三百兩。郡主至鄉君，凡五等，祿自二百五十兩，遞減三十兩。固倫公主額駙二百八十兩、和碩公主額駙二百五十五兩、郡主額駙二百三十兩、縣主額駙百八十兩、郡君額駙百五十五兩、縣君額駙百三十兩、鄉君額駙百有五兩。一等公七百兩、二等公至雲騎尉，凡二十五等，祿自六百八十五兩，遞減二十五兩。恩騎尉四十五兩、不入等次之公侯伯子男，及授輕車都尉、騎都尉、雲騎尉品級者，自二百五十五兩，遞減至八十兩，亦以二十五兩為差。”

關於官員等，“在京文職、八旗武職，一品官百八十兩、二品百五十五兩、三品百三十兩、四品百有五兩、五品八十兩、六品六十兩、七品四十五兩、八品四十兩、均正從同祿。九品三十三兩、從九品三十一兩各有奇、未入流與從九品同。”

當時知縣“每月支俸三兩，一家一日粗食安飽兼餵馬匹，須銀五六錢，一月俸不足五六日之費。”除了知縣本人家用之外，幕友師爺、門房僕役，都需官員自己出錢聘僱，一般的縣要二三百人，大縣達千餘人至數千人。據《病榻夢痕錄》說，乾隆十七年一個幕賓的“歲脩”為二百六十兩白銀，辦理錢穀的為二百二十兩白銀。

李慈銘在曰記中稱：“京官貧不能自存，逢一外吏入都，皆考論年世鄉誼，曲計攀援。先往投謁，繼以宴樂，冀獲微潤。彼外吏者分其峻削所得，以百分之一輦致權要，罄其毫末遍散部院諸司，人得錙銖以為慶幸。於是益冥搜廣詢，得一因緣，動色相告，赴之若鶩，百餘年來成為故事。”

清朝官員因為薪俸偏低，所以設立名目巧取火耗銀錢，因此雍正在本俸之外，設定養廉銀製度，至乾隆時又有補充調整，實際成為一種附加的俸祿，數額高達正俸的十倍，甚至百倍。據《大清會典》載：總督養廉銀13000－20000兩，巡撫10000－15000兩，布政使5000－9000兩，按察使3000－8444兩。

相對清朝來講，明朝官員俸祿更低，一般認為明代官俸是歷代最薄，最低從九品官員的俸祿為五石米，“自古百官俸祿之薄，未有如此者。”

洪武四年（1731年）命中書省、戶部定百官歲祿：“正一品九百石、從一品七百五十石、正二品六百石、從二品五百石、正三品四百石、從三品三百石、正四品二百七十石、從四品二百四十石、正五品一百八十石、從五品一百六十石、正六品百石、從六品九十石、正七品八十石、從七品七十五石、正八品七十石、從八品六十五石、正九品六十石、從九品五十石。省、部、府、縣、衛、所、臺憲諸司官驗數月支。”

洪武時，鈔一貫，抵米一石。通政使曾秉正去職時竟“貧不能歸，鬻其四歲女。”堂堂正三品大員，要靠賣女兒回鄉。

永樂年間任雙流知縣的孔友諒說：“國朝制祿之典，視前代為薄。今京官及方面官稍增俸祿，其餘大小官員自折鈔外，月不過米二石，不足食數人，仰事俯首之資，以道路往來，費安所取資。貪者放利行私，廉者終萎莫訴。”

正統年間御史陳泰稱：“今在外諸司文臣去家甚遠，妻子隨行，祿厚者月給米不過二石，薄者一石，又多折鈔，九載之間，仰事俯首之資，道路往來之費，親故問譴之需，滿罷閒居之用，其祿不贍，則不免失其所守，而陷於罪者多矣。”

嘉靖二年（1523年）七月二十二日，刑部尚書林俊申請致仕。嘉靖批准，“特允所請，還加太子太保，寫敕（璽書），著馳驛還鄉，有司月給食米三石，歲撥人夫四名應用，歲時以禮存問。”

不過，過重的家庭負擔也是使官員經濟情況雪上加霜的原因之一，即使是大清官海瑞，身邊亦有兩位小妾。海瑞死時，都察院同事王用汲到他的家裡，翻箱倒櫃，“僅存俸銀十餘兩”。明清時代的官員家口龐大，多至數百人。康熙四十一年，御史劉子章上奏，說：“臣見外任官員，除攜妻子兄弟而外，其奴婢有多至數百人。”

歷代對待官員最優厚的是宋朝。范仲淹認為：“養賢之方，必先厚祿，祿厚然後可以責廉隅”，官員退休後的俸祿也有半祿可拿。其子弟亦可恩蔭。趙翼《廿二史札記》卷廿五，“宋恩蔭之濫”條作為體味：“文臣自太師及開府儀同三司，可蔭子若孫，及期親大功以下親，並異姓親及門客；太師至保和殿大學士，蔭至異姓親，無門客；中大夫至中散大夫，蔭至小功以下親，無異姓親。武臣亦以是為差……以斯以觀，一人入仕，則子孫親族，俱可得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