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說我們是割據一方，獨攬大權的“土皇帝”，其實我們只是安史之亂後，維護搖搖欲墜的大唐皇朝脆弱統治平衡的“打工人”！——大唐節度使打工聯盟宣

一、安史之亂髮生的根源：“府兵制”的崩潰瓦解

首先要明白什麼是“府兵制”？

就是國家把一定數量的因為戰亂無人耕種的荒田授田給你家，作為交換，你家得無償出壯丁去為國家征戰沙場，還得自帶裝備。打完戰繼續回家種田。

一句話概括：只發“田”，不發工資的招兵制度。

府兵制好處非常多：1。府兵只忠於朝廷。2。大大減少了朝廷的軍費開支。3。戰鬥力意志強烈，畢竟“保家衛國”就是保護自己的田地。4。裝備精良，畢竟是自費買的保命傢伙，肯定不會馬虎。著名的花木蘭就是位光榮的府兵。

而府兵所授的“田地”也分為兩種：口分田和永業田。前者保持國有性質，只給使用權，嗝屁後要交回國家重新分配。後者嗝屁後可繼承，相當私有田。比例大概為八二開。

明眼人看到這裡已經發現了，這個制度設計有個天然的邏輯漏洞：隨著時間的推移和人口的增長，最後國家能回收的土地越來越少，老百姓能夠得到的授田越來越少。均田制最後成了空架子。

對於一箇中唐時期的年青府兵，國家能授予他的田地極少。如果父輩比較靠譜，還有祖上不斷積累的永業田可以繼承，如果父輩吃喝嫖賭，賣地賣田，那麼到了自己這一代就慘了，幾乎無田可種。但是當兵打戰的義務倒是繼承了下來。那怎麼辦呢？跑唄，就算不跑，也沒錢買裝備啊，上戰場還不是送人頭！

於是建立在均田制基礎上的府兵制也開始瓦解。

而土地兼併和吏治腐敗加速了均田制和府兵制崩潰的進度。到了唐玄宗時期，府兵制就基本上被募兵制取代了。

這就出大問題了，我在之前的文章《雍正王朝：先別說你看懂了，在搞清封建王朝執行的“底層邏輯”前》中就詳細分析了古代中原王朝興衰的核心公式：

稅收（國庫）=官僚激勵+抗虜軍費+水利救災

當公式保持平衡時，王朝就能繼續生存發展下去，一旦公式左右失衡，那麼王朝就不可避免走向動亂甚至滅亡。

而這時，大唐的稅收制度還是建立在原來的均田制上。什麼意思呢？

就是公式左邊，朝廷的財政收入還是基本維持在原來的水平。但是公式右邊，供募兵制相比原來府兵制所需軍費開支大幅增加。公式兩邊開始失衡了。

那怎麼才能維持朝廷財政的收支平衡呢？老糊塗的唐玄宗一拍腦袋，乾脆搞“邊防承包制”吧，也就是臭名昭著的“節度使制”，就是邊境地區的首長實行軍政一把抓，募兵制所需的開支自己想辦法解決。反正不要來找中央要錢就是了。

這種“剝離壞賬”的做法其實也是一種解決方案。但是這種方案副作用很大，以前府兵制，士兵是直接受恩於朝廷的“授田”，當然聽朝廷的。而節度使制下的募兵制則是由節度使發工資的，變成聽命於節度使了。

更可怕的是唐王朝對將領的人事安排還沒從“府兵制”的慣性思維中醒悟過來，還沒有深刻意識到節度使制副作用的危害性，沒有安排好平衡制約，導致出現像安祿山這樣的一人身兼范陽，平盧，河東三個重鎮節度使，一家獨大的軍閥。

於是在中央和地方力量嚴重失衡的情況下，安史之亂不可避免地爆發了。

二：為什麼安史之亂後，節度使制反而成了晚唐苟延殘喘150年的救命丸？

首先，安史之亂後，唐朝中央政府雖然失去了對邊鎮節度使的任命權，但是“邊防承包制”的本質沒有改變，朝廷雖然失去了“老少邊窮”的邊疆地區的稅收，但是同時也變相甩掉了原來承擔的抵禦草原遊牧民族所需的龐大軍費負擔。如果只算經濟賬的話，朝廷還“賺”了。

其次，安史之亂後，唐朝中央政府失去控制的只是邊境地區的控制，但是日益富庶的江南地區控制權還牢牢地抓在朝廷手裡。為朝廷提供了源源不斷的財政支援。

最後，經過安史之亂，朝廷深刻認識到一個道理：節度使制沒那麼可怕，可怕的是出現一家獨大的節度使。所以晚唐時期，朝廷非常重視節度使之間的制衡，節度使的數量從玄宗時代的8個增加到了代宗時期的40個，只要節度使們獨立且分散，對朝廷就構不成威脅。而朝廷靠江南糧賦重地支援建立起來的精英的“神策軍” 則對單個節度使保持絕對優勢。

換句話來說就是，群毆朝廷是打不過你們，但是哪個敢太囂張過分了，朝廷單挑你一個綽綽有餘。形成了中央和地方之間的“恐怖均衡”。

基於上面的3個原因，安史之亂後，大家意外地發現，中原王朝興衰的核心公式：稅收（國庫）=官僚激勵+抗虜軍費+水利救災，依然保持了“畸形的平衡”。這個“遊戲”居然還能繼續玩下去。

最終晚唐在這個看似“脆弱”實際又很“穩固”的平衡中繼續“苟活”了150年。站在更高的歷史格局上來看的話，那些被史書批評為“土皇帝”的晚唐節度使們，本質上也只不過是大唐皇朝的“打工人”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