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閒逛的遊人穿過新建的高聳的鐵拱橋，只需幾分鐘就能穿過這座城市。城島是這座城市的心臟，早在公元前52年就修了一座堡壘。兩千年後，在巴黎宏大的市政建設中，密集的中世紀道路被夷為平地，取而代之的是整齊劃一的廣場、一所醫院、一個警察局和兩座新的法院，所有這些都是用相同的米色大理石建造的。

1789年的巴黎地圖

眺望巴黎，新卡魯塞爾廣場、劇院、凱旋門外伸著長臂穿過城市的林蔭大道。這一切讓一個巴黎人忿忿不平，記者出身的政治家朱爾斯·費裡寫道：

“我們為古老的巴黎熱淚盈眶，我們看到了宏偉而讓人無法忍受的嶄新建築、代價高昂的混亂、勝利的粗俗、可怕的物質主義，這些都將傳給我們的後代。”

費裡並不孤單，像夏爾·波德萊爾、埃米爾·左拉和居斯塔夫·福樓拜這些法國文豪走過那些將在下個世紀吸引數百萬遊客的街道和紀念碑，感覺到的只有羞愧。左拉稱新巴黎是“

巨大的虛偽

”，波德萊爾為這座城市的死亡寫了一首輓歌：“

舊巴黎已經不復存在了(城市的形式 / 變得更快了，唉！而不是人類的心臟)。“

他們心中的巴黎已經面目全非，老舊建築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光彩照人的商業中心。在這些文豪看來，他們孩提時代的迷人鄉村已經被抹去，整個城市籠罩在一種淒涼的色調中。

這種色調也是以民眾的犧牲為代價的：成千上萬的建築被摧毀，成千上萬的巴黎人背井離鄉，為普通人買不起的豪華建築讓路。巴黎的市政建設引發了人們從市中心向郊區的大規模遷移，形成了貧富階層的地理分割，以及相應的郊區和市中心的二元分法，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今天。

喬治-歐仁-奧斯曼男爵

奧斯曼男爵是這座城市建設的負責人。1852年，這位拿破崙三世時期的巴黎省長開始實施他雄心勃勃的計劃，儘管他沒有建築或城市規劃方面的背景。奧斯曼稱自己為“

藝術家-拆房主義者

”，在19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重建了巴黎，撕裂了這座曾經黑暗的城市迷宮，取而代之的是明亮、統一的現代化建築。

他拆毀了19000多棟建築，包括在中世紀建造的數千棟房屋。在廢墟上建造了34000棟新建築、27個公園、商場、歌劇院、85英里的林蔭大道、下水道以及許多地標和基礎設施專案。曾經營造了數百年的中世紀建築物蕩然無存，整個巴黎幾乎沒有中世紀的遺蹟了。

法國經過幾十年的戰亂和暴力鬥爭，奧斯曼認為他的計劃將為現代社會建立一種新的理念。他把他的建築描述為人類真正能夠棲息的家園，意在清理一個他認為佈滿疾病和動亂的城市。

這座城市吸引著數百萬年的仰慕者，美麗的光環下掩蓋了一個令人不安的事實，即城市設計者尋求管理其居民的方式。有些人可能會認為城市的設計目標是合理的組織、衛生以及人員和資本的流動。然而，現實往往更多地與富人和有權有勢者的利益以及他們爭取聲望和控制權的企圖有關。

舊巴黎破敗骯髒的臨河小巷

1789年法國大革命啟動了近一個世紀的政權更迭，每個新政府都在巴黎留下了自己的印記。路易十六倒臺後，法國首都從凡爾賽遷回巴黎。巴士底獄廣場以其當代歌劇院和附近幾個酒吧是以曾經關押國王敵人的巴士底獄命名的。這座監獄在1789-1790年間被革命者摧毀，連同他們在巴黎所能找到的教堂和君主制的象徵。

革命前，天主教會是法國最大的土地所有者。在革命後的幾年裡，所有的土地都被新成立的法蘭西共和國徵收，大部分被出售來償還政府債務。巴黎各處，包括巴黎聖母院內的宗教雕像和尖塔被熔化或出售，以資助戰爭。革命者甚至用巴黎聖母院屋頂的鉛來製造子彈。2019年4月巴黎聖母院大火中倒塌的塔尖實際上是十九世紀翻修期間建造的新塔尖。革命廣場，現在被稱為協和廣場，這是一個巨大的公共廣場，佔地80多萬平方英尺，成為公開處決犯人的舞臺。傳說革命者在那裡處決非常多的人，以至於鮮血流了幾個月都未乾涸。

直到拿破崙·波拿巴的到來，奧斯曼及其同時代人珍視的帝國概念才真正紮根。拿破崙渴望建立一個能比肩希臘或羅馬的龐大帝國。為此，他建造了高聳的新古典拱門，如凱旋門。他還建造了大量的公共工程專案，包括建造新碼頭和運河，以及屠宰場、市場和倉庫。

像他一生中的大多數事情一樣，拿破崙像他的革命前輩一樣，他想消除先輩們的痕跡，為自己的遺產讓路。但他還未實現這些願望，就被流放到聖赫勒拿島。

“要是上天再給我二十年的統治和一點閒暇，人們就會徒勞地尋找古老的巴黎。”

他在流亡中寫道：

“

除了遺蹟，什麼也不會留下。”

舊巴黎冷清的馬市

從拿破崙在1815年寫下這些話到他的侄子在1848年當成為法國國王，在這三十年裡，巴黎的街道幾乎成了一個永恆的戰場，蜿蜒的街道上豎起了路障。這是維克多·雨果的《悲慘世界》中的巴黎，在那裡，前仆後繼的反叛者使用傢俱、鋪路石和任何其它可以堆積起來與軍隊發生小規模衝突的垃圾來臨時搭建路障。

在1832年和1848年的暴亂中，中世紀的街道成了巴黎叛亂者的策略，他們利用城市狹窄的迷宮在游擊戰中佔據優勢。街道太狹窄，政府軍無法運輸大炮來平息叛亂。而且由於街道往往過於狹窄，甚至無法運輸一個營的兵力。雨果在《悲慘世界》中描述了這樣一個場景：

狹窄的、不平坦的、蜿蜒的街道，充滿了轉彎和轉角；尤其是市場周圍，一個比森林更錯綜複雜的街道網路……一個在龐塞街被搜查的人被殺，身上有一張巴黎地圖。

拿破崙三世掌權後，他下令修建連線這座城市的寬闊林蔭大道，而不是古老狹窄的鵝卵石道路網路。然而，拿破崙三世並不是第一個試圖在巴黎建造林蔭大道和大型紀念碑的人。正如瓊·德揚在《巴黎如何變成巴黎》一書中指出的那樣，十七世紀的亨利四世、路易十四也有類似的想法，兩位國王的動機和十九世紀的奧斯曼的主要區別在於城市規模以及政治需求。

十七世紀的土地開發商不會拆毀原有的建築，而是建在空地上。奧斯曼則是夷平了成千上萬的建築，為自己的專案讓路。

巴黎君士坦丁路

奧斯曼建造的林蔭大道是不可能設定路障的，而且足夠寬闊，可以輕鬆運輸大炮。拿破崙三世和奧斯曼都明白，這場以造福城市普通勞動者為名義的拆建運動只是海市蜃樓而已。拿破崙三世在美國和英國流亡中長大，他第一次掌權時對巴黎幾乎一無所知。當他走在街上巡視城市時，他會看到屠宰場流出的血水，窮人骯髒的生活條件，以及街道上散發著臭味的汙水。到19世紀50年代，超過100萬人居住在巴黎（當時紐約的人口是巴黎的一半），自法國大革命以來，巴黎的人口翻了一番。

根據法國活動家維克多·康斯迪蘭特的說法，過度擁擠使巴黎變成了“

腐敗的巨大車間，在這裡，苦難、瘟疫和疾病和諧地一起工作”

。當時的作家、政治家和社會倡導者認為，在這種情況下，反抗統治精英是有道理的。拿破崙三世甚至在1848年的選舉中倡導所有人改善衛生條件，無論其財富或地位如何。

當時成功平息暴亂的一個方法是創造更好的生活條件，或者僅僅是將富人和窮人隔離開來。奧斯曼到來之前，貧富差距已經達到驚人的高度。奧斯曼時代以前，富人和窮人住在同一個街區，甚至是同一個建築裡，最富有的家庭住在一樓，而較貧窮的家庭租房住在較高的樓層。

舊巴黎狹窄破敗的街道

奧斯曼清理了巴黎中部和東部大部分地區的貧民窟，將成千上萬的人驅逐出自己的家園。巴黎吞併了蒙馬特和貝爾維爾等村莊，將它們併入巴黎，將該市的面積從12個區擴大到20個區。他的專案越來越以宏偉的建築和對毀滅的熱愛為標誌，奧斯曼從來沒有感情用事，他在回憶錄中用一個簡單的比喻解釋了自己為什麼要拆除巴黎市中心這麼多的建築：“

切開餡餅的中心比切開面包皮容易。”

雖然清理貧民窟被認為是幫助窮人的一種方式，但窮人們再也回不到自己曾經生活的家園。富裕階層向西遷移到大型商場和林蔭大道附近的新公寓，裝修後租金飆升。平民階級則向東向北遷移，來到被兼併的土地上，像貝爾維爾這樣的村莊，曾經是以農場和葡萄園聞名的小村莊突然變成了城市的一部分。巴黎人甚至遷移到巴蒂尼奧勒和其他郊區，這些郊區至今仍是魚龍混雜、治安混亂的地方。這些被忽視的邊緣地帶在十九世紀後期成為新的暴亂場所。

那些被趕出家門的人們的故事大多已經丟失，幾乎沒有記者敢批評他們的皇帝和巴黎長官。許多批評轉向小說和詩歌領域，在那裡，作家們打著小說的幌子抨擊當權者。

對這個時代最尖銳的批評之一來自於埃米爾·左拉的小說《拉奎雷》，他寫道：

一夥成功竊取王位的淘金者需要冒險、不正當交易、出賣良心、收買人心和酗酒橫行的統治。在這個十二月的鮮血還沒有被沖走的城市裡，人們怯生生地產生了瘋狂的慾望，這種慾望註定要把這個國家拖到最頹廢、最不光彩的境地。

舊巴黎街道拱門

推動1848年革命的社會弊病並沒有隨著巴黎的煥然一新及其社會生活的重組而消失。貧富階級的地理分割也沒有阻止巴黎的社會運動的發展，如果說有什麼不同的話，這些抗議運動的中心轉移到了一個新的地方，一個比巴黎市中心更適合反叛的地方。十九世紀的活動家們發現蒙馬特和貝爾維爾蜿蜒的鄉村街道是設定路障的最佳場所。事實上，1871年巴黎公社民眾起義中最後一個倒下的路障就是在貝爾維爾。歷史學家甚至認為，巴黎公社起義可以被視為那些被驅逐出巴黎的人的“復仇”。

即使在今天，最富有的人仍能負擔得起在巴黎市區的生活，而工人階級和新移民則被迫進入郊區。兩者之間的邊界被一條高速公路（1973年建成）分隔開來，這條公路環繞著整個巴黎。

法國雜誌《插圖》在1862年的一篇文章中批評巴黎市中心的清場時說：

“這是一座宏偉的城市，它的紀念碑和建築反映了一個民族的歷史，它總是比一座所有街道看起來都一樣的蹩腳新城更有趣、更生動。”

奧斯曼男爵還是有支持者，他同時代的一些人稱讚這些變化對於一個極度擁擠的城市中心來說是必要的。二十世紀的歷史學家，如帕特里斯·德·蒙坎等人也認為奧斯曼是一個有遠見的人。

“在當時那種特殊的背景下，他與最強大的社會團體展開了較量，試圖為城市問題提供一個解決方案。”

男爵在還沒有完成這一系列宏偉的專案之前就會被解僱了，奧斯曼最堅定的盟友拿破崙三世屈服於反對派越來越大的壓力，被迫解僱了男爵。在他被解僱的幾個月內，法國又一次遭到外國軍隊的入侵（這次是普魯士軍隊）和巴黎公社起義。起義之後，出現了更多的新建築，包括高聳的聖心大教堂，部分原因是為了“贖罪”而建造的。

巴黎市中心的奧斯曼大街

奧斯曼在拿破崙·波拿巴的出生地科西嘉島上過著半流放的生活，他於1891年鬱鬱而終。他是一個極富爭議性的人物，拿破崙三世之後掌權的政府將他斥為無情的巴黎獨裁者，他為了尋求整齊劃一而毀了巴黎。他的支持者稱他為偉大的創新者，一個把光明、空間和創新帶到危險的、骯髒的城市中的人。

路障，這個被男爵和他同時代的人鄙視的社會反抗工具，將在1968年甚至2018年再次來到巴黎街頭，這次是在男爵建造的宏偉建築的陰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