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

言九

林

編輯丨吳酉仁

說一說安史之亂前，

唐朝百姓的逃亡藏匿問題

。

“我國家自武德初至天寶末，凡百三十八年，可以比崇漢室，而人戶才比於隋氏，蓋有司不以經國馭遠為意，法令不行，所在隱漏之甚也。”

這是唐朝人杜佑在其著作《通典》中寫的一段話。

大意是：本朝從唐高祖李淵時代算起，到唐玄宗天寶末年，太平時光持續了138年，本該是一個人口盛世，結果統計在冊的戶口，卻只堪堪與隋朝相近。究其原因，全是因為負責戶口統計的各級部門不好好工作，不按朝廷法令行事，導致許多戶口隱匿漏算。

究竟有多少唐朝百姓隱匿了戶口呢？杜佑的估計是：

“國家貞觀中有戶三百萬，至天寶末百三十餘年，才如隋氏之數。聖唐之盛，邁於西漢，約計天下編戶合逾元始之間，名籍所少三百餘萬。”

“自貞觀以後，加五百九十萬，其時天下戶都有八百九十餘萬也。漢武黷兵，人戶減半，末年追悔，方息征伐。其後至平帝元始二年，經七十餘載，有戶千二百二十餘萬。大唐百三十餘年中，雖時起兵戎，都不至減耗，而浮浪日眾，版圖不收。若比量漢時，實合有加數，約計天下人戶少猶可有千三四百萬矣。”

杜佑這兩段話，提供了推算方式，也提供了推算結論。

杜佑《通典》內文

首先，已知的官方資料是：唐太宗貞觀中期，統計到戶口數約三百萬。到唐玄宗天寶年間，130多年過去了，統計到的戶口數僅與隋朝的戶口數大體相等（隋煬帝大業五年的統計資料是890餘萬戶）。也就是說，這130年裡，唐朝政府的戶口統計簿冊上，只增加了590萬戶。

繼而，杜佑推論稱：唐朝是一個比漢朝更豐足的盛世，唐朝百姓的生活水準高於漢朝百姓。漢武帝窮兵黷武，曾鬧到天下人戶減半的境地，但只過了短短七十餘年，到漢平帝元始年間，漢帝國的在冊戶口，就增長到了1220餘萬。唐朝從貞觀時代算起，經歷了130餘年的太平時光，期間雖然也有戰事，但總體來說都算不上大亂，不至於給人口增長造成大的影響。所以，保守估計，大唐到玄宗天寶年間，其實際戶口應該不少於漢平帝時代。至少應該有一千三四百萬戶口，才是正常的。現在朝廷的戶籍簿冊上只有890餘萬戶，意味著至少有300餘萬戶百姓沒有得到統計。

也就是說，在杜佑看來，唐玄宗天寶時代，有超過四分之一的唐朝百姓，脫離了編戶齊民的身份，將自己藏匿了起來。

這個資料初看起來，似乎有些駭人聽聞。但杜佑是史學家，詳細研究過歷代人口資料，其《通典》是一部制度史鉅著。他又有豐富的官場經歷——在地方做過刺史，在中央做過工部郎中與戶部侍郎，對本朝人口資料及統計方式，均有很直接的體察。他的估計與推算，非是信口開河。

而且，杜佑的這種意見，在唐代也非個案。

早在武則天時代（本文使用“武則天時代”，泛指武氏控制朝政的時代，不侷限於武周），朝臣韋嗣立便說過

“今天下戶口亡逃過半”

這樣的話。韋嗣立的“過半”之說或許略有誇張，但當時的百姓逃亡情況很嚴重，則尚有許多史料為證。如垂拱元年（685），陳子昂上疏武則天說，河、隴、秦、涼、青、徐、曹、汴、滄、雲、恆、趙等地，百姓們“流離分散，十之四五”。聖曆元年（698），他又上奏說，據自己所見，四川諸州“逃走戶三萬餘”。同年，狄仁傑也上奏稱，據他在河北道的調查所見，因朝廷“調發”太重，百姓“家道悉破，或至逃亡，剔屋賣田，人不為售，內顧生計，四壁皆空”——百姓們已經到了家徒四壁、賣房子賣田產去做逃亡者的地步了。大足元年（701）。李嶠又上奏武則天，說朝廷大規模修築佛像，百姓苦不堪言，許多人不得不選擇“賣舍貼田，以供王役”，把房子賣了，把田產賣了，才能把稅賦繳足。

唐玄宗時代其實也是如此。開元五年（717），河南府人孫平子上奏玄宗，曾提到

“兩畿戶口，逃去者半”

。開元八年（720）的情況是“天下戶口逃亡，……朝廷深以為患”。開元九年（721），唐玄宗在“禁逃亡詔”中承認，“四海清宴，百年於茲，雖戶口至多，而逃亡未息”。

為了將這些逃亡的人丁找回來，武則天與唐玄宗均出臺過許多政策。武則天曾在長安三年（703），派出“十道使括天下亡戶”，從中央派出大批御史，去到地方，監督地方政府搜挖藏匿逃亡的百姓。唐玄宗也曾頒佈敕令，號召“天下逃戶”脫離蔭庇者，回到官府的簿冊中來做編戶齊民，官府提供的優惠政策是“其本貫舊有產業者，一切令還”，歸還其原籍名下的所有產業；原籍沒有產業者，可以將戶口數目報上去，另有優惠政策。他也效仿武則天，讓大臣宇文融牽頭髮起“括戶”運動，派人帶隊“分往天下”去到地方，試圖把隱蔽在山林之中、大族之中或貴族官僚門下的逃戶搜出來。唐玄宗後來表彰宇文融，說他

“巡按所及，歸首百萬”

，為國家搜出了近百萬藏匿戶口（《舊唐書》的資料是八十餘萬）。

唐玄宗像

不過，相比隋朝的“大索貌閱”運動，宇文融“括戶”運動的力度要小很多。

所謂“大索貌閱”，字面意思是按戶籍登記資料（主要是年齡、體貌特徵、人丁數量）挨家挨戶進行清查，若發現年齡不符、相貌不對、數量有異，則可查出隱匿人口與詐老詐小（指明明到了納人頭稅的年齡卻將年齡改小，明明還沒到免除人頭稅的年齡卻將年齡改大）。為了將運動落實到每家每戶，隋文帝一方面對基層官員實施嚴厲的懲罰措施，“戶口不實者，正長遠配”，不好好調查戶口，繼續藏匿人口虛報年齡者，查了出來鄉官將被流放偏遠之地。另一方面又“開相糾之科”，“許民相告，若糾得一丁者，令被糾之家代輸賦役”——鼓勵底層百姓互相舉報，舉報者的好處是：舉報挖出一名藏匿之丁，則舉報者所要承擔的賦役，將被轉嫁到被舉報之家頭上。隋朝賦役沉重，這種好處對底層百姓有很大的吸引力。

正因為用了這樣的手段，所以開皇初年首次在部分地區實施“大索貌閱”，便搜出隱匿人口164萬餘人，其中可供徵發勞役（人頭稅）的壯丁44萬餘人。之後，這種政策便成了隋朝施政的一種常態。隋煬帝時代，朝廷能夠掌控約900萬戶口，便是以這種常態化政策為依託。宇文融的“括戶”沒有發起大規模的舉報風潮，沒有將每一戶底層百姓都捲進來，這是他搜挖藏匿百姓的成績，遠不如隋朝“大索貌閱”運動的主因。

隋文帝像

即便如此，宇文融仍然為唐玄宗搜挖出來近百萬藏匿戶口。可見，杜佑說唐玄宗天寶年間，有三百餘萬百姓將自己藏了起來，是一個值得信賴的估算資料。

唐朝百姓藏匿自己的主要辦法，大致有三：（1）離開原籍前往外地謀生，成為客戶。如此，本地官員按戶籍簿冊徵稅徵勞役時，便找不到人了；客居地官員手上的戶籍簿冊裡沒有客戶的名字，只要客戶能夠給地方官輸送利益，他們也沒有動力將這些客戶納入朝廷的簿冊。宇文融“括戶”的重點物件，就是這些“客戶”。（2）逃至官府鞭長莫及的偏遠之地。唐玄宗開元二十九年（741）曾在詔書裡提到，江淮之間有許多百姓“深居山洞，多不屬州縣，自謂莫徭”，為了逃避沉重的徭役，百姓們選擇離開了開發度較高的地區，進入到那些官府控制不到的未開發地區。（3）蔭庇到貴族與官員門下，成為他們的私屬人口。雖然必須給蔭庇者繳納更高的田租，但卻可以避開更沉重的勞役攤派。

躲避沉重的人頭稅

，是唐代百姓選擇逃亡藏匿的主要原因。唐朝前半期實行租庸調製度，仍以人頭稅為主（後半期改行兩稅法，變成了按田畝收稅）。這裡的人頭稅是個廣義概念，不僅僅指“租庸調”裡的庸和調（租指田租，庸是按人頭給朝廷服勞役，調是按人頭向朝廷繳納絹綿布帛），也包括一切按人頭攤派的負擔。狄仁傑、韋嗣立、陳子昂這些人在上奏談論百姓逃亡藏匿問題時，均將矛頭指向了勞役沉重（許多勞役是折算成絹布或銅錢來繳納的，實際上就是人頭稅），可見這是當時的一種共識。

此外，制度缺陷也加重了百姓逃亡的程度。與租庸調這套稅收制度配套的，是均田制。簡單說來就是朝廷按丁授田。唐初的字面規定，是每名男丁成年時可從政府手中獲授田地一百畝（實際上做不到，能獲授三十畝已屬較好的狀況），該男丁去世或者到了可以免納人頭稅的年齡，這些田地便會被朝廷收回，用於授給其他人。百姓逃亡藏匿後，按常理，這些田地也該被收回，然後與該田地擁有者相關的人頭稅，也應一併取消。但是，在實際操作中，有些地方官員為了自身政績，為求升遷，並不會將逃亡者的戶籍從簿冊中消除。不但不消除，他們還會將本該由逃亡者承擔的田租和人頭稅，轉嫁到里正和當地其他百姓頭上。這種做法，在當時有個專門的名詞，叫做“攤逃”。

如此這般，便形成了惡性迴圈，使得更多的百姓無奈走上了逃亡藏匿之路。（來源：騰訊新聞）

［1］（唐）杜佑：《通典》，卷七《食貨七》。

［2］《舊唐書》韋嗣立傳、宇文融傳等。

［3］《冊府元龜》卷六三，《帝王都·發號令》。

［4］《唐大詔令集》卷一一一。

［5］《中國賦稅史》，中國稅務出版社2003年版。

［6］楊際平：《隋唐均田、租庸調製下的逃戶問題——兼談宇文融括戶》，《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6年第4期。

［7］凍國棟：《唐代人口問題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

［8］黃天華：《中國財政制度史》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