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中日戰爭使中國社會經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一是、戰爭直接破壞了中國部分地區的封建經濟基礎；

二是、戰後鉅額賠款，迫使清政府進行三次政治大借款，沉重的債務負擔壓在中國人民的頭上，列強控制了中國的財政經濟命脈；

三是、《馬關條約》設廠的規定，適應了帝國主義資本輸出的需要；

四是、甲午戰後列強繼續向中國大量傾銷商品，年輸入量仍在逐年增加，中國人越來越窮。

之後《辛丑條約》的簽訂，更是象徵著滿清政府徹底陷入了一個內憂外患的處境。並且，隨著民族危機的日漸加劇，中國社會亦陷入難以調和的內部矛盾之中。滿清政府岌岌可危，愛新覺羅政權宛若風中殘燭。至此，一再抵制新政的守舊派不得不轉變態度，以慈禧為首的政治集團實行了改革。

這場改革史稱：清末新政。

然而，守舊派雖然希望透過這種懸崖勒馬的方式拯救危如累卵的政權，但是，中國社會已錯過了改革的最佳時機。再加上，清末新政中一系列不完善的政策引發了不少社會問題，這場清末新政反倒加速了滿清政權的瓦解。今天，我們就來看看，究竟是哪些原因導致這場新政走向了失敗，這場失敗又能帶給了我們怎樣的啟示呢？

脫離改革本質的新政：雖然，清末新政打著“改革”的幌子，但是，慈禧太后的目的卻是假借改革之名，維護持續千年的專權統治。眾所周知，若無法改變滿清政府“一言堂”的政治特點，所謂改革只是一紙空談。

在上世紀初的清末新政中，滿清朝廷將總理衙門劃分為五個分管不同領域的中央機構，分別為商部、學部、巡警部、練兵處以及財政處。從表面上來看，這種體系改革似乎可以增強行政效率，實際上，慈禧設立這些部門的原因是希望回收掌握在地方督撫手中的財政、軍事、外交權。

1906年，滿清政府開始效仿世界先進國家進行立憲。不過，在立憲之初，滿清統治者明確表示“立憲非中央集權不可，實行中央集權非剝奪督撫兵權財權、收攬於中央政府則不可”。由此可見，清末新政中的立憲無法從根本上改變滿清政府的憲政體制，換湯不換藥。

在以上兩種因素的交織下，地方督撫逐漸對中央政權心生不滿，雙方矛盾日漸激化。地方督撫缺乏進行改革的積極性，地方政府對中央的向心力逐漸減弱。除此之外，統治集團實行的清末新政中還飽含民族偏見，其目標不只是從地方政府收回大部分行政權，同時，也要收回漢族官員的權力。

在朝廷的官制改革中，滿族官僚在慈禧的默許下對漢族官僚進行了排斥和打壓，包括張之洞、岑春煊在內的許多漢族官員都受到了差別對待，例如：岑春煊被貶官，張之洞明升暗降。雖然，在名義上滿清政府仍維持著“滿漢不分”的原則，實際上，在這場改革之後身居高位的大臣多為滿清親貴。

此後，滿漢民族矛盾逐步激化，直至不可調和。

延誤改革時機的新政：雖然，自康乾之後，滿清政權走上了下坡路，但是，歷史卻賦予滿清統治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等延續政治生命的機會。可以說，戊戌變法是中國改革的最佳時期，這一時期大多數西方國家都在忙於內部問題，或致力於土地的爭奪、制度的完善。留給滿清政府的時間非常充裕，若統治者能善用這次機會，朝廷完全有能力和時間主導中國社會的變革。

可惜的是，雖然朝廷制定了一系列立憲方案，統治者卻為了維護集權統治設立了長達九年的預備期，使立憲無法在第一時間完成。主張立憲的改革派大臣提出參照西方國家召開國會，統治者只是成立了形式上的“皇族內閣”，而“皇權內閣”的職能卻與此前的軍機處並無不同。

最終，立憲被一再拖延，致使中國社會的改革失去了最佳時機，無法根治的社會矛盾最終成為摧毀滿清政權的主要因素。

毫無信用可言的新政：在“皇權內閣”設立之前，統治者先後多次拒絕了改革派大臣的要求，國會的召開時間被一再拖延，各地有識之士對國會的請願活動也遭到了滿清政府的打壓。同時，滿清統治者利用一切機會打著立憲的幌子鞏固中央集權，最終，迫於壓力成立的“皇權內閣”中充斥著黑幕。

久而久之，改革派看透了這場新政的本質，所有對中國社會改革的希望全部破滅，對中央政治的思想認識也產生了天翻地覆的改變。最終，改革派失去了對滿清政府的信心和信任，相繼投身到推翻滿清統治的革命鬥爭中。就這樣，滿清政府在守舊派的“信用透支”下，逐漸走上眾叛親離的絕路。

在清末新政的最後時刻，失去改革派支援的滿清政府，在政策的實行過程中捉襟見肘，反倒受到了改革派的強烈反對，致使改革以破產告終。

最後，清末新政固然是慈禧集團為強化封建國家機器，整頓和鞏固清王朝統治搞起來的，儘管是這樣，清末新政改革，在社會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等方面都產生了新陳代謝的客觀效果，在中國社會的近代化過程中佔有一定的地位，這一點，是應該得到肯定的，不能視而不見，一筆抹殺，更不應該視之為“假維新”、“偽變法”，而應謹重地分析。

參考資料：

【《清末新政與中國現代化程序》、《清末新政失敗原因解析》、《論清末國策轉移的背景和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