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清除唐末五代武夫驕橫、藩鎮割據的流弊，宋朝自太祖趙匡胤開始，便形成一套重文抑武的“家法”，不僅優寵文人士大夫，而且還鼓勵臣民上書言事。朝廷規定，凡上書言事之人，無論高低貴賤，也不管他們所論之事是否重要，即使是平頭百姓雞毛蒜皮的小事，皇帝也是力所能及地接待、傾聽，決不能徒具形式。

自宋太祖開始，宋朝實行重文抑武的國策

不僅如此，如果臣民所言之事可採，皇帝往往會給他們獎賞，就算是言無可採，也不會對他們進行處罰。這種相對寬鬆的言論環境，比之前朝真是要開放很多。宋朝皇帝虛心傾心臣民呼聲的史實很多，其中最為後人所津津樂道的，莫過於宋太宗接見、賞賜因丟失母豬而告御狀的百姓牟暉一事。

宋朝建立後，為方便民間申訴冤情，引用前朝舊制，在朝堂外重新懸置登聞鼓，並特設登聞鼓院、登聞檢院兩個機構，允許百姓擊鼓鳴冤，直接向朝廷申冤。法律規定，凡向朝廷上書談論政事、軍事機密、公私利害等事，或請求恩賞、申述冤情、貢獻奇術異方等，如果不能依常規上達天聽，臣民可先到登聞鼓院呈遞事狀，如果受到阻撓，再報告登聞檢院進行申訴，總之一定要讓皇帝得到訊息。

歷朝歷代設定登聞鼓，目的是方便百姓申冤

可登聞鼓雖說設了，但考慮到要向皇帝直接告御狀，除非事情危急、冤情極大，臣民實在是走投無路，否則誰也不會去輕易擊打這登聞鼓。畢竟他們心裡很清楚“天威難測”的道理，誰也不敢保證這鼓要是敲了，皇帝真的不會翻臉。可是在淳化四年（993年），偏偏有一位不知天高地厚的平頭百姓，因為一件雞毛蒜皮的小事，竟然敢去擊打登聞鼓告御狀，並驚動了宋太宗。

宋太宗許久沒有聽到過登聞鼓響，如今聽到有人擊鼓，還以為他有天大的冤情，便趕緊把他召進宮中盤問。一問之下，太宗才知道此人叫牟暉，他的“冤情”不過是家奴丟失了一口母豬，搜尋好幾天都沒有找到。

太宗非但沒有懲罰牟暉，反而賞給他一筆錢

聽完牟暉的申訴後，皇帝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感覺又好笑又氣憤。好在宋朝的皇帝普遍比較仁慈，所以太宗非但沒有懲罰牟暉，反而賞賜給他千錢，算是補償他走丟母豬的損失。

等到牟暉千恩萬謝著離開後，太宗對身邊的宰相說：“這等雞毛蒜皮的小事都向朕申訴，實在是太可笑了。但諸位愛卿要深思，百姓之事無小事，只有憑著虛心傾聽民間呼聲的心思來治理國家，那麼天下才不會再有怨民。”宰相們聽後都被皇帝寬廣的胸懷所折服，全都連連稱是。

太宗的胸懷寬廣，令群臣歎服

京畿民牟暉擊登聞鼓，訴家奴失牡豚一，詔令賜千錢償其值。因語宰相曰：“似此細事悉訴於朕，亦為聽決，大可笑也。然推此心以臨天下，可以無冤民矣。”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十四·淳化四年》（宋人王得臣所撰《塵史》將此事安在宋太祖頭上，屬於明顯的“張冠李戴”）。

正是憑藉著這份仁德之心，再加上孜孜求治的作風，在太宗治國21年時間裡，宋朝雖然在戰場上屢敗於遼國，但在民生方面取得的成就十分亮眼，並奠定帝國三百餘年繁榮昌盛的基礎，功勞之大如何強調都不為過。

自朱元璋之後，登聞鼓的作用流於形式

正因為有宋太宗的“榜樣力量”在前，所以元明清三朝也因襲設定登聞鼓，以便利於百姓鳴冤。不過就其實際效果來看，除了明太祖朱元璋特別重視登聞鼓的作用外，其他時期則流於形式。尤其是到了清代，朝廷規定“必關軍國大務，大貪大惡，奇冤異慘”之事才可以擊打登聞鼓，除此之外，擅自擊鼓者將受重罰。至此，便利於百姓鳴冤的登聞鼓制度名存實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