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本神奇的歷史書，它不同於紀傳體或是編年體，而是選取了1587年這個無關緊要的年份，採用邏輯作為貫穿全書的那根線，橫切了歷史時間線的一點展示給讀者，在這什麼大事都沒有發生的一年，大明帝國就繼續在衰落的宿命中越滑越快，錯過了它振興自強的最後時機。

找到自己奉行的東西並奉為圭臬，看後感覺特別的熟悉，電視劇《人民的名義》中高育良書記不就是這麼想的嗎？

“一個奇才卓識的人，在為公眾的福利作出貢獻的過程中，決不能過於愛惜聲名，因而瞻前顧後，拘束了自己的行動。他可以忍辱負重，也可以不擇手段以取得事業上的成功。這種舍小節而顧大局的做法被視為正當，其前提是以公眾的利益為歸依，而在倫理上的解釋則是公眾道德不同於私人道德，目的純正則不妨手段不純。”

《人民的名義》劇照

黃仁宇先生以歷史學家、中國歷史明史專家，大歷史觀的倡導者而為世人所知。《萬曆十五年》寫於1978年，自1981年中文版出版至今，幾乎成為大陸史學界最暢銷的讀物之一。先生創作《萬曆十五年》這本不到20多萬字的文字裡面參考了大量的書籍，綜合了各種資料，儘可能的還原到當時最為具體的一個歷史環境，用我們現代的一個眼光進行打量和審視，給我們呈現了一個較為真實和生動的歷史圖景。

在歷史上，萬曆皇帝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神宗皇帝偏激逆反，昏庸無能。親政初始，清算張居正。他晏處深宮，聲色犬馬，荒廢政事，又大肆兼併土地，溺志於財貨。其在位期間，圍繞太子發生的“國本之爭”，更是將朱家王朝進一步推向深淵。

萬曆皇帝

《萬曆十五年》這本書並非只寫萬曆十五年這一年的故事，也並非只寫萬曆年間的故事，他寫的是中國古代政治制度優越的終結，帝制中國的弊病就是以道德代替法制，是對“以德治國”的深刻剖析。

《萬曆十五年》採取傳記體的鋪敘方式，以人物為中心，選取不同的角色來代表當時社會的不同階級，濃縮了明代中晚期社會結構，也濃縮了各種錯綜複雜的社會矛盾。六個主要人物，七個章節，看似個各各獨立卻有一條主線一脈相承。而黃仁宇對明代社會及社會制度的分析，乃至整個中國封建社會及社會制度的分析緊緊圍繞這條主線，在每個章節中緩緩展開、娓娓道來，潛移默化中打動著讀者。

一：最高統治者萬曆皇帝

黃仁宇先生《萬曆十五年》這本書中，看到了萬曆皇帝如何從勤勉政事，勵精圖治，逐漸墮落退化。

朱翊鈞自幼聰慧過人，讀經史過目不忘，而且頗為早熟。九歲即位，在生母李太后以及張居正的教導下，也算是一位少年英主。張居正親自教導他，安排課程，指導讀書，選拔賢能的大臣輔導他，培養他治國安邦的本領。雖然十分嚴厲，卻也不妨礙他們建立了深厚的師生情誼。

皇權至高無上，但在萬曆皇帝身上，我們似乎看到了皇權的旁落或者弱化。尤其在立儲這個問題上，萬曆皇帝前前後後奮鬥了三十幾年，終也沒有實現立他最寵愛的皇三子常洵為皇太子的夢想。

最後萬曆皇帝被迫立皇長子常洛為太子，但這是以六七位閣臣的離職，上百名大臣被降級為沉重代價的。從此以後，萬曆皇帝心灰意冷，深隱後宮，消極怠工。

《大明王朝1566》萬曆

二：首輔張居正

張居正在歷史上以鐵腕著名，在萬曆皇帝生涯的前10年裡，他是一個象徵性的權威，凡事依大學士張居正而行。在政治上、經濟上進行了一系列大刀闊斧的改革，使處於統治危機之中的大明王朝出現了短暫的復甦和繁榮，當時太倉的積糧可支用10年，國庫錢財多達400餘萬。

張居正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依靠自己的勤奮和人事關係安排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改革卻遠遠超過了盤根錯節的文官集團可以接受改革的範圍，過大的威脅到了既得利益者而導致了最終的失敗。

書中一章取名為“世上再無張居正”，反映出作者對張居正的些許惋惜之情。如果多那麼幾個張居正，前赴後繼般努力進行變革，張居正也不需要那麼急切，可以按部就班理清各種複雜交錯的社會關係，將整個社會推上正軌。只可惜，儒家的中和色彩排斥著這種人的存在。

張居正

三：大學士申時行

申時行，一個以和事佬而著稱的首輔。他是狀元出身，富有現實感，懂得為臣之道，以才幹入閣跟張居正搭檔，所以對於張居正的改革和結局都很清楚，這一點很是影響了申時行做首輔的方式。

申首輔的路線就是所謂的誠意，他作為首輔，要讓文官們看到他對百官的誠意，也要讓百官看到皇帝的誠意，更要讓皇帝看到他和百官的誠意。而他所要做的，就是居中調濟，使得君臣一體，上下一心，治理天下。

要解決文官集團和萬曆皇帝的誠意，申時行選擇了經筵，這種方式可以經常不斷地舉行禮儀，講解“四書”和其他經史，加強皇帝和群臣之間的溝通。然而萬曆帝是已經被這種繁複的禮儀煩透了，他也不再出席，經筵也久被擱置，他也不相信這些文官能透過所謂的道德禮儀就能發生什麼改變。

萬曆十九年，申時行最終在立太子的事件中，在皇帝與大臣之間的拉鋸之間，被文官集團彈劾斥責他首鼠兩端，疲憊不堪的申時行上書請辭，帶著滿滿的無奈，致仕歸家。

申時行

四：模範官僚海瑞

海瑞是明朝一代清官，是制度下可敬而可憐的產物。

海瑞是倫理道德的堅決信奉者和實行者，對國家和人民具有高度的責任感。他明白自己要想盡忠，就需要一個實際負責的官職，然而僅僅有最高限度執行的法律和倫理道德，是遠遠不夠的。明朝是以自耕農為基礎的農業社會，缺乏有效的商業法律和貨幣制度，經濟制度也缺乏彈性。法律被道德所取代，沒有“合法”或“非法”，只有界定模糊的“善”與“惡”。

海瑞憑一腔熱血，挑戰明朝末期的制度。他的性格固執的像塊石頭，他死守著清廉，死時連下葬的棺材都置辦起了。其他人視若罔聞的道德教條，他卻遵從得緊，儼然是四書五經的堅實的捍衛者。

如此種種，都體現出政府本身的低能，想要在當朝力挽狂瀾，其力量畢竟是極其有限的。

《大明王朝1566》海瑞劇照

五：自由派知識分子李贄

李贄在現代被稱為是一位偉大的思想家，可他卻因為思想是“異端邪說”而被捕入獄，也因此被稱為明朝第一思想犯。

李贄在當時對封建的男尊女卑、假道學、社會腐敗、貪官汙吏，大加痛斥批判，主張“革故鼎新”，反對思想禁錮。在社會價值導向方面，批判重農抑商，揚商賈功績，倡導功利價值，符合明中後期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要求，讓明朝的思想文化的發展。

黃仁宇《萬曆十五年》中李贄是“生不逢時”的代表。同一個年代，歐洲的文藝復興正在蓬勃發展。正因為文藝復興，不僅衝破了封建教會的精神束縛，還為歐洲資本主義發展奠定思想基礎。

正如黃仁宇先生所說：“李贄的悲劇不僅屬於個人，也屬於他所生活的時代。傳統的政治已經凝固，類似宗教改革或者文藝復興的新生命無法在這樣的環境中孕育。社會環境把個人理智上的自由壓縮在極小的限度之內，人的廉潔和誠信，也只能長為灌木，不能形成叢林。

李贄

六：抗倭英雄戚繼光

戚繼光，抗倭楷模，民族英雄。因軍事衰敗，倭寇頻繁入侵，危機帝國和個人的安全，戚繼光被推上了高階將領的位置。

戚繼光對招兵，管理，建制，練兵，軍法，戰術，武器都有其獨特的建樹，他本人有其敏感的政治嗅覺和清醒的現實感。在他的領導下，建立了一隻令倭寇聞風喪膽的戚家軍。

戚繼光有天才般的軍事能力，而能讓他充分發揮他卓越的軍事才能，也離不開上級張居正和譚綸的賞識，給予他充分的權利和財力支援。在軍事上戚繼光建立了無人能出其右的輝煌功業，消除了國家邊防的隱患。當外患已除，張居正又病死，戚繼光也迎來了人生最黑暗的時刻，他作為前首輔的黨羽而被參劾，接著就被革職，最終在貧病交迫中死去。

正可謂： 文武雙傑戚總兵，成敗皆由張居正。 抗倭御蠻四十載，毀不掩譽過一生。

1587年，是為萬曆15年，表面上似乎是四海昇平，無事可記，實際上大明帝國卻已經走到了它發展的盡頭。正所謂：“凡一國今日之現象，必與其國前此之歷史相應，故前史者現象之原因，而現象者前史之結果也。”那些看上去普普通通的事，實際上已經展示出最終的宿命。

大明帝國的道德倫理是道德，不能解決技術上和法律上的問題。當帝國將道德大旗高高樹起的時候，大明王朝其實註定要走向末路，技術上、行政上沒有一絲改進空間，用粗線條的道德來改進，社會的進步，必然受到約束。文官集團受著儒家的教育，將聖賢掛在嘴上，做出的事情往往是違反了自己所學。

如果把大明王朝當作一個組織的話，在它開國時期，是蒸蒸日上的，文臣武將雲集，個個能發揮才幹，成長一性一極強，應變能力也強。而到了明後期，越來越壓抑個人欲一望，文官政治越來越爛熟，最終導致無法應對突如其來的叛亂、異族的興起。

大明王朝走到這一步，不是因某個人性情能力導致的成敗得失，而是當日的制度已山窮水盡，上自天子，下至庶民，都成為了其的犧牲品，決定這個王朝覆滅的不是哪一個人，因為歷史是制度控制的。

美國心理學家普尼克曾指出：“這是一部出色的作品，有關中國人過去和現在的許多問題，你都可以從中找到答案。”在這樣的作品裡，我們可以看到很多東西，心理學上的，政治學上，組織學上的，管理學上的，很多現象和道理都可以觸類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