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6月7日，中央電視臺紀錄片頻道播出了一部4集電視劇《帝國商行》。2012年，由葛青導演的劇情電影《帝國商行》上映。不管是電影還是電視劇，所反映的都是曾經在清朝盛極一時的廣州十三行。

廣州十三行是指設立在廣州口岸的13家洋貨行，負責經營進出口貿易。它的出現，源於乾隆皇帝的一口通商政策。

清朝初期，中國開設有4個通商口岸，分別是位於廣州的粵海關、位於福州的閩海關、位於寧波的浙海關、位於上海的江海關。1755年，英國東印度公司不滿粵海關的各種陋規，前往浙江寧波進行貿易，惹得乾隆皇帝不高興。乾隆皇帝乾脆釋出上諭，從1757年開始，撤掉了江海關、浙海關、閩海關，只保留廣州的粵海關。

這就是著名的一口通商政策。

一口通商政策實施後，所有的外國商人都必須來到廣州開展貿易活動。為了方便貿易和管理，清廷規定，由官府指定若干家洋貨行統一與外國商人開展進出口貿易，並對外國商人進行管理。

官府指定的洋貨行數量並不固定，最多時有26家，最少時只有4家。其中，最負盛名，經營最久的洋貨行有13家，分別是伍氏怡和行、盧氏廣利行、潘氏同孚行、謝氏東興行、梁氏天寶行、潘氏中和行、馬氏順泰行、潘氏仁和行、吳氏同順行、易氏孚泰行、羅氏東昌行、容氏安昌行、嚴氏興泰行。由此，他們被統稱為廣州十三行。

世界上什麼生意最好做？兩個字：“壟斷。”顯而易見，廣州十三行憑藉朝廷給予的特殊政策，形成了進出口貿易的壟斷地位，自然賺得盆滿缽滿，出現了許多富可敵國的商人，如被稱為“廣州四大富豪”的潘有度、盧觀恆、伍秉鑑、葉上林，總資產超過了清朝一年的財稅收入。光是伍秉鑑一家，家產就達到了2600萬銀元。名列美國《華爾街日報》統計的1000年來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陣營。

廣州十三行被譽為“金山珠海，天子南庫”，這裡有三層含義。

一是廣州十三行給朝廷帶來了豐厚的關稅收入。

在一口通商政策實施以前的1754年，廣州粵海關的關稅收入每年只有52萬兩銀子。一口通商政策實施後，廣州粵海關的關稅收入迅速增加，到1790年就第一次突破100萬銀子大關。1812年，廣州粵海關的關稅收入為135萬兩銀子。到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前的1834年，廣州粵海關的關稅收入達到了前所未有的180萬兩銀子。

在嘉慶、道光年間，全國24個稅關總收入約為300多萬兩銀子。廣州粵海關的關稅收入，佔到全國關稅收入的近一半。

二是廣州十三行充實了皇帝的錢袋子。

在廣州粵海關的關稅收入中，有一部分要以備貢銀和公用銀的名義直接送到內務府，供皇室開支使用。備貢銀的數額為5。5萬兩銀子，公用銀的數量為30萬兩銀子，合計35。5萬兩銀子，約佔關稅總收入的五分之一。

這些銀子做什麼用呢？“供應內廷差務要款，即如坤寧宮、奉先殿、御茶膳房供用，自鳴鐘討領諸大端，較之外省軍需尤為緊要。此外復有紫禁城內值班八旗，內務府三旗官兵，每日口分，萬難一日延緩。”

精明的廣州十三行商人，為了保持特許經營權的穩定持續，經常向朝廷捐輸報效，捐出大筆白花花的銀子。1787年，清朝打響平定臺灣林爽文之戰，急需用錢。廣州十三行商人捐出了30萬兩銀子，作為軍費。在那以後，只要遇到戰爭、災荒、治河等大事，廣州十三行商人慷慨大方地捐錢捐物，平均每年捐出10萬兩銀子。

1841年，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英軍佔領了廣州城。在廣州主持軍事的靖逆將軍奕山與英軍簽訂《廣州條約》，賠償600萬銀元，讓英軍退出，相當於“贖回”了廣州城。戰後，廣州十三行商人承擔了三分之一的贖城費，即200萬銀元。伍秉鑑出資最多，為110萬銀元。

三是廣州十三行為皇帝提供了奇異的洋貨。

在故宮博物院裡，珍藏著各式各樣精美的鐘表，其中相當一部分來自外國，經過廣州十三行運送到皇宮，成為皇帝的玩賞之物。乾隆皇帝特別喜歡西洋鐘錶，多次下旨給粵海關的官員，要他們購買更加精美的西洋鐘錶：“著傳與粵海關監督，嗣後辦進洋鍾或大或小具要好樣款，似此等粗糙洋鐘不必呈進。”

除了西洋鐘錶，廣州十三行為皇宮提供了大量奇異洋貨，如紫檀、象牙、琺琅、鼻菸、鐘錶、儀器、玻璃器、金銀器、毛織品等，甚至包括寵物，讓包括皇帝在內的皇室成員率先與西方生活接軌。

廣州十三行得益於一口通商政策。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的轟隆炮聲，打破了廣州十三行商人的美夢。1842年中英《南京條約》簽訂後，中國被迫開放了上海、廣州、福州、廈門、寧波為通商口岸。廣州不再一家獨大，在與上海的競爭中衰落了下來。

廣州十三行失去了進出口貿易的壟斷地位，難尋昔日輝煌，風光不再，逐漸消失。如今，我們只能透過黃埔古港、錦綸會館、葉家花園、潘園等遺蹟，來想象“洋船泊靠，商賈雲集，殷實富庶”的盛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