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歷了長期戰亂而建立起來的漢朝，國力空虛，對內沒有足夠的力量來實行君主統治，對外也沒有足夠的能力去反擊匈奴，在這種百廢俱興的社會環境中，
如何才能夠更好地治理國家呢？
劉邦等人看到了階級之間激化的矛盾，如果僅靠儒家思想來治國，道德的約束力不足以平復階級矛盾，
如果延續秦朝的治理，那必然也會走上和秦朝相同的道路。
在這個特殊的歷史時期，劉邦等人只能選擇以“休養生息”的方式來恢復空虛的國力，而適合這個時期思想只能是兼採百家之學的黃老之學。
這套思想主張“無為”而治，但又不像原始道家一樣消極避世，而是採取積極入世的方式達到治理效果，並且此思想還維護君主的權利，提倡等級制度，
它吸收了儒家的“德治”、法家的“法治”、名家的“刑名”等思想為一體
，為統治者服務。
更主要的是一大批功臣宿將多崇尚黃老，而且當時已經形成了成熟的思想體系，如出現《黃帝四經》等一些著作。
還有上述黃老之學相傳幾代人，有著成熟的實施經驗，在曹參這一代更是實現“齊國安集”的盛況，因此，黃老之學在漢初得到了空前的發展，正式地走上了歷史舞臺的正中央。
漢初所實行的王霸道雜之的統治術脫胎於《黃帝四經》所論的“刑德”並行思想。從“德治”方面來說，陳平對比劉邦和項羽，認為劉邦相比項羽，更願意給予有功之人以爵位、食邑，這樣相比於項羽更容易調動大家的積極性。
為漢朝辦事，在入關以後，為贏得民心，廢除掉了秦朝的嚴苛峻法，更是赦免前秦的官吏，並官升一級。
文帝“初即位，施德惠天下”，提出要貫徹養老的詔令。
老人不穿棉襖，吃不飽，要時常派人看望，還要賜予一些布帛酒肉，以作為天下模範，幫助民眾贍養父母。
明文規定八十歲以上的老者，每人每月米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九十歲以上還要增加每人帛二疋，絮三斤，縣令必須親自監督檢查。
作為文帝的兒子，景帝受到了父親的直接影響，在繼續父親治理基礎上，還下詔書廢除部分刑罰，“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
景帝雖以恭儉治天下，但對徇私害民的做法也是深痛惡絕，嚴禁透過職權進行倒買倒賣來牟取暴利，根據情節輕重予以處分、沒收、削去官職、
罰款的形式進行處罰，但沒有殺身之禍，這是與秦朝刑罰之治是有著根本區別的。
從“法治”的角度來說，漢初的“法治”其實在很大程度上延續了秦朝的治理。從睡虎地秦簡可以看出秦朝的法律之細，甚至關於牛馬出現問題都要及時地上報，可見細緻的程度。
但秦朝劍走偏鋒”，純粹以法律治人，形成暴政統治。漢朝承襲秦制，特別是蕭何“為法令約束”以後，基本做到了以法律為依據判斷黑白，也即是《黃帝四經》所述的“以法為符”。
而且漢初引入《黃帝四經》的“道生法”來平衡兩者的關係。
在《史記·張釋之馮唐列傳》中記載了兩個案例，一個是鄉下人無意觸犯了清道禁令的犯蹕案，一個是盜取高祖廟座前的玉環案，文帝都是豁然大怒，把二人交給張釋之的目的是想重罰甚至是判以滅族之罪，但張釋之並沒有依照文帝的喜好處理此事，而是告誡君主“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
“法”由“道”所生，為天下人共同遵循，不能任由君主自身喜好所更改，
也正是《黃帝四經》開篇所論的意涵。
由此可見，漢初的統治者所採取的“刑德”治理之法，多是脫胎於《黃帝四經》為代表的黃老思想。
這些政策幫助西漢帝國社會穩定，併為後期社會發展奠定穩定的基礎。也正如宣帝對漢初黃老之治總結，“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德教，用周政乎！”在學術方面，春秋時期的百家爭鳴到秦統一中國以後就幾乎形成“獨尊一法”的局面，漢初的特殊環境使得“獨尊一法”的局面無法實施，而轉變成為包容性更強的黃老之術，形成了“黃老於漢”的環境。
在這個時期內，百家學派想要生存，多多少少都會滲透一定的黃老思想來延續自身學派的生命力，漢初的陸賈、賈誼也正是如此，他們思想雖以儒家為主，但都受黃老之學的影響，表現出斑駁不純的學術思想，
也正是如此，兩人都被排除出“醇儒”之列。
陸賈為戰國末楚國人，秦末之時跟隨漢高祖“以客定天下”，西漢建立以後官至太中大夫，呂后專權作亂之時，為陳平獻計剪除外戚勢力而擁立文帝。
陸賈經歷了秦漢兩朝，深知秦王暴政的危害和農民起義的力量，於是作《楚漢春秋》、《新語》兩部著作向高祖進諫推行儒家仁義道德為治國之本，以此休養生息。
在陸賈的《新語》中可以發現其思想與《黃帝四經》有多處相同之處。
首先在“道”的描述上，“天生萬物，以地養之，聖人成之。功德參合，而道術生焉。”在開篇描述“道”中並沒有用抽象的“道”來定位“道”，而是用地想對具體的“天地”來定位“道”，我認為陸賈沒有花費更多的筆墨來描述“恍恍惚惚”的“道”來論證其神秘不可把握性，而是如同《黃帝四經》一樣，透過“天地”更加強調“道”的規律性，“張日月，列星辰，序四時，調陰陽…，羅之以綱紀。”
所想表達的意涵是“天”、“地”、“人”之間只一種效仿的關係，日月星辰和四時陰陽所產生的“鬥衡”、“綱紀”就如同《黃帝四經》所述的“七法”，是為“天地”所制定的基本規範和制度。
想要成就聖人，就必須遵循“鬥衡”、“綱紀”。這明顯就是一種效仿“天道”的論證方式，也是同《黃帝四經》一樣，認為“天地”、人之間並不存在隔絕，二者統一於“道”，人想要發展，就要以“天地”為相仿物件。
在政治治理上，陸賈主張“無為”而治的治理方式。
在他的《無為》篇中以虞舜為例，來說明虞舜治國的方法是既無治國之意，也無憂天下之心，天下自然大治。這樣看來，陸賈顯然是接受了老子的“無為而無不為”。他又認為秦始皇設刑罰的目的是為了震懾宵小，但實際上卻是法制設立的越多，奸佞滋長的越快。
設立大量兵馬是為了防止敵人攻伐，設立的越多，敵人也越多
。陸賈想要反面例子來說明，雖然統一中國，成就大業，但過於“有為”也不是長久之計，會招徠更多的問題。
透過兩個例子的對比和漢初的時代特徵，就必然要實行休養生息式的“無為”而治。那麼如何能保障君主治理過程中不過多的摻雜個人情感呢？
他提倡君主養氣怡情，匯聚精神，來培養自己的情操，這樣既可以提升自己的修養，又可以減少對民眾的剝奪。
這顯然也是一種“守雌修身”的思想。
在“道之所可非物之所宜”的影響下，君主首先要調節自身，透過節情慾、減少貪婪之心的內在修養，才能符合“道”的要求，給予國家更好的治理。另外，陸賈在《明戒》篇中認為“故世衰道失，非天之所為也，乃軍國者有以取之也。”
字面看上去似乎在說，世道衰敗，國家滅亡都是君主所為，強調君主要守雌修身以國家，但是從另一面理解可以看成，“天道”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想要治理好國家，需要君主的主觀能動性的參與，在效仿“天道”的基礎上，順“道”而為之，
來肯定“有為”的重要性，這點則是與《黃帝四經》是相似的。
賈誼，洛陽人，十八歲便“能詠詩書屬文稱於郡中”，被吳廷尉招至衙門任職，二十多歲“頗通諸家之書”便成為博士，一年內成為太中大夫。
在任期間，“事儀法，色尚黃，數用五，為官名，悉更秦之法”等一些改革建議，但遭到朝中權貴的嫉妒，使得文帝逐漸疏遠賈誼，將其貶為長沙王太傅，一年後被召回京，與文帝交談中，感嘆其才學深厚，又被任命與梁懷王太傅，
但數年後梁懷王墜馬而亡，賈誼認為自己沒能盡到責任
，哭泣歲餘而死，年僅三十三歲。
賈誼思想中多引黃帝、老子之言以釋己意。從“道”論上來看，“道者所道接物也。其本者謂之虛，其末者謂之術。”
賈誼可能受到了《黃帝四經》的思想的影響，對“道”和“天道”持肯定態度，他首先承認“道”作為至高本原，但也沒有過多贅述“道”的意涵，而是把重心放在“道”的作用上，他認為“道”作為源頭就是在於溝通連線事物，而“術”作為“道”的末端兩者互聯，以這樣的方式證明天、人之間沒有間隙，人可以透過“術”與“天”交流。
在這樣的“道”論支援下，“故治國家者，行道之謂，國家必寧，通道而不為，國家必空。”“道”作為最高的治理標準，實行“無為”而治，國家也必然安寧。
《黃帝四經》講述的國家治理為“虛無為本，因循而用”，“道”作為本體，同樣也是君主御下的根據，在《稱》篇最後一段有著以“陰陽”來論述“形名”的經典論述，《新書》可能受到了此思想的影響，在《輔佐》篇中重點突出“形名”為治理國家地最佳方式，“道行典知變化，以為規是非，明利害，掌僕及輿馬之度，羽旄旌旗之制，步驟徐疾之節，…見規宜諭，見過則讕。”
他認為“術”的作用就是制定官名，給予規則以諸侯臣民，使其在自己的範圍內處事，社會就可以正常運轉了。
那麼，君主如何制定“形名”呢？它認為“明主者南面而正，清虛而靜，令名自命，命物自定，如鑑之應，如衡之稱。”他與《黃帝四經》一樣重視“君人南面之術”，認為君主要以“道”為本，做到“虛”、“靜”，這樣“形名”能自然形成，
能更好地判斷臣民是否忠奸，也能更好地把握事物發展的方向了。
另外，《過秦論》篇中，賈誼明文斥責了秦朝的刑法的弊端，認為其“賞罰不當，賦斂無度。”，但並未完全杜絕法家思想的融入，他認為，“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者，人主之斤斧也。”建議對反叛的諸侯採取恩威並施的方式，這一點也可以看出受到了《黃帝四經》“刑德”思想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