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老子》第77章）”自然的規律，像極了拉開弓弦一樣。弦位高了，就把它壓低，弦位低了就把它升高；有餘的加以減少，不足的加以補充。社會的法規，就不是這樣，卻是要剝奪不足用來供奉有餘的人。誰能夠把有餘的拿出來供奉給天下不足的？這只是有道的人才能做到。

司馬遷在《史記》的“列傳”中，開篇寫伯夷、叔齊列傳，肯定是有他的用意。伯夷和叔齊是殷朝末期諸侯孤竹君的兒子。父親安排三兒子叔齊作為自己指定的君位繼承人，但他死後，叔齊卻拒絕接任，而執意讓位給大哥伯夷。伯夷表示無意繼承君位，出走他國。於是，叔齊也拒絕出任君主，逃去國外找到伯夷，並與之相隨。孤竹國的國民們擁立孤竹君的二兒子作為新君主。

伯夷和叔齊聽說被日後稱作周文王的西伯昌善待老人，就從千里迢迢中原趕到函谷關西部的關中平原的奉邑，尋訪西伯昌。但是不巧的是，這時的西伯昌已經離開人世，他的兒子武王追尊他的父親為文王。途中，他們二人正巧看到武王駕著安放有西伯昌牌位的戰車，嘴裡高喊著文王的名諱，帶領大軍前去討伐黃河中下游中原一帶的殷紂王。伯夷和叔齊上前攔住武王的馬，手拉住馬的韁繩指責道：“父親死了不去送葬，卻去向紂王挑戰，這哪裡是孝啊？身為紂王的臣下卻要殺害天子，這難道是仁嗎？”武王身邊的武士聽言大怒，要殺了他們倆。這時武王的軍師太公望呂尚過來，稱這二人是仁義之人，放走了他們。

武王聯合當時西南的諸侯進攻殷的國都，在國都郊外的牧野一帶集中兵力一舉打敗了殷朝的軍隊。紂王投身火海自焚而死，天下各諸侯擁戴周武王為宗主——天子，但伯夷、叔齊則認為武王的作為是大逆不道。他們堅持守節操、堅持大仁義，不吃周朝的糧食，隱居在首陽山，采薇（一種野菜）果腹。在行將餓死前寫下了“

登彼西山兮，採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的詩歌。伯夷和叔齊最終餓死在首陽山上。從詩歌表達來看，他們似乎沒有流露出哀怨情緒。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老子》第79章）”上天待人的規律，沒有親疏，沒有偏愛，經常和善人一起。人世社會真是這樣嗎？憂傷的伯夷和叔齊能算在善人之列吧！可他們聚積仁德，最終卻飢餓而死。孔子的七十多個弟子中最好學的顏回，經常吃不上飯，有時連糟糠果腹都不得，以致過早夭亡。相反的，那些盜賊作奸犯科、犯法殺人的人，吃人心肝，聚集黨羽數千之眾，橫行霸道人世卻能頤養天年。這能說明上天是善報善人、惡報惡人嗎？這種事例歷朝歷代舉不勝舉，人們不得不發出疑問，這天道究竟是在為善，還是在作惡呢？

那麼人生在世應該怎麼樣度過呢？對於這個問題，如果以宋襄公、張良和司馬遷的經歷來加以說明，那麼，這個問題會變得非常複雜。如果再搬出公孫弘等人的例子來，那更會讓世人不得其解。從人類有成熟文字記載的經歷歷史去尋找答案，時至今日我還是陷入對人生歸宿的困惑中。在這樣的思想認識下，提出“知天命”不過是一種妄談。

一般而言，個人接受何種觀念完全由自己決定的。然而，這看似容易，實際生活中卻遠非如此。在日常生活中，不論你是否意識到，觀念是隨著人與人的交往、社會發展而發生變化。即便你形成了自己的信念，想要與某些觀念不離不棄，然而常常又是看不到這些觀念的客觀根據，看不到現實的迴應。

人物評論的標準是每個人自己的決定，無法擺脫相對範疇。每個人做出的決定，也是個人意志的產物，是否與大自然天宇成長一致，或者是它產生的構成部分？至今人類的研究還是沒有定論。太史公司馬遷之後的人類又經歷了兩千多年的滄桑，人類仍然在迷茫和各種過失中漂浮游移。能不能解答清楚人類所有的問題，以及這樣的時代會不會到來，對此我沒法預測。“天道是非曲直”這個問題，會得到人類一致的認同嗎？會與司馬遷給出的結論一致嗎？

附：文中插圖，均由高中同學鄭永權自種蘭花拍攝提供，再此深表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