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督漕運部院遺址重現於世
總督漕運部院遺址，位於淮安市淮安區中心位置，佔地約30000平方米，現存漕運總督衙門大堂、33個柱礎。其主體建築與鎮淮樓、淮安府署位於同一中軸線。
2002年8月，明、清總督漕運部院遺址被髮掘；之後宋、元文化層重現於世。同年10月，該遺址被列為“江蘇省文物保護單位”。
總督漕運部院
漕運者，水道運糧也
漕運即以國家力量為保障，透過水道調運糧食、物資的一種運輸方式
。中國封建王朝將糧食經水路解往京師，水路不通處輔以陸運，稱作“轉漕”或“漕輦”，所運糧食稱“漕糧”。
漕糧被稱為“天庾正供”，是宮廷及王公百官、京師八旗兵丁的主要食糧來源。每年朝廷向江蘇、浙江、江西、安徽、湖南、湖北、河南、山東8省徵收漕糧額定400萬石。
江、浙、皖、贛、湘、鄂6省所徵漕糧為米，是漕糧的主要部分；其中22萬石為糯米（又稱白糧）徵於蘇、浙2省，小麥主要徵於河南，黑豆徵於魯、豫2省。
每年大批漕糧由水路運往京師，分倉儲存。其中輸送京師糧倉的稱為“正兌米”，是八旗兵丁的餉米；留儲通州倉的稱為“改兌米”，是供王公百官的俸米。
漕運興，則國富強
運送漕糧目的是供宮廷消費、百官俸祿、軍餉支付和民食調劑，直接服務於封建朝廷的運轉。南北大運河的漕運暢通與否，深刻影響封建王朝的政治、經濟局勢。
隋唐以後，開鑿運河、暢通漕運，無不是圍繞鞏固強化封建統治而開展的。因此，漕運事關封建王朝政權穩定、長治久安。
漕運之起源、發展、鼎盛
漕運始於公元前486年吳王夫差開鑿邗溝；秦時期，秦始皇開鑿靈渠，為西南地區奠定基礎。東漢末年到南北朝，中原地區戰亂頻繁，大量百姓南遷，中國的經濟中心逐漸由北方轉向南方。
隋代，朝廷在淮安設漕運專署；宋時設江淮轉運使，東南六路之粟皆由淮入汴而至京師，漕運日漸興盛。
明、清時期，漕運走向鼎盛。在淮安設總督漕運部院衙門，主管南糧北調、北鹽南運失誤。總督漕運部院機構龐大，文官武將及各種官兵達270多人；下轄儲倉、造船廠、衛漕兵廠等機構，人數達20000多人。
漕運總督是明清兩代設立的官員，一般由從一品大臣擔任，掌管著長達1794公里的漕糧運輸，江、浙、鄂、贛、湘、豫、魯7省歸其節制，運河沿線1。2萬隻漕船、12萬漕軍聽其調遣。漕運總督既管理漕運，還兼巡撫，因此也稱之為“漕撫”，素有“天下九督，淮居其二”之說。
漕政通乎七省，譜寫淮安輝煌歷史
歷史上，漕船首尾銜接，行至淮安古末口轉運入淮，再從河下古鎮載鹽而歸。作為南糧北調、北鹽南運的集散地、中轉站，客觀上形成了淮安在漕運史上的獨特地位。明朝姚廣孝感嘆道：
襟吳帶楚客多遊，壯麗東南第一州
。
“凡湖廣、江西、浙江、江南之糧船，銜尾而至山陽，經漕督盤查，以次出運河，雖山東、河南糧船不經此地，亦遙稟戒約。故漕政通乎七省，而山陽實屬咽喉要地也。”
千年古鎮河下
常盈倉是淮安地區特大型中轉倉，被稱為“天下糧倉”，可容納150萬石漕糧；清江漕船廠是全國最大的漕船製造基地，綿延23裡，工匠6000多人；位於板閘鎮的淮安榷關，明清時期的常關稅居全國首位，有“天下第一關”之譽。清政府一年財政收入白銀7000萬兩，透過漕運實現5000萬兩。
當時淮安城的人口達到100萬，河下古鎮人才輩出，僅明清兩朝就湧出56名進士、160多名舉人和貢生，“河下三鼎甲”狀元、榜眼、探花聞名遐邇。
淮安河下古鎮招親對聯：“小大姐上河下坐北朝南吃東西”
千年漕運退出歷史舞臺
清朝末期，由於通津浦（鐵路）、解海禁，運河疏於治理、加之政治腐敗，漕政迅速敗落。沿途民眾苦不堪受，以至鬧漕、哄漕、抗漕不斷。
清朝包世臣曾說：“南糧三四百萬石，連檣五千餘艘，載黃達衛，以行一線運河之間，層層倒閘，節節挽牽，合計修堤防、設官吏、造船隻，每漕一石抵都，常二三倍於東南之市價，雖不能知其確數，所費歲皆以千萬計矣！”
1842年，英軍在鴉片戰爭後期，不惜付出重大代價，攻佔京杭大運河與長江交匯處的鎮江，封鎖朝廷經濟命脈。不久清廷簽訂了中英《南京條約》。
1853年後，太平天國佔據南京和安徽沿江一帶十多年，運河沿線的揚州、清江浦、臨清、蘇州和杭州都遭受重創，運河漕運被迫中斷。
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因庚子賠款及大額軍費開支壓力，朝廷正式宣佈停辦漕運，千年漕運正式退出歷史舞臺。
“保護好、利用好、發展好”大運河精神
京杭大運河是世界上規模最大、里程最長的運河，已在中國大地上奔流了2500多年，見證了千年漕運和封建帝國的興衰，其承載的漕運精神及文化內涵經久不衰。
現如今，在魯、蘇、浙3省的努力下，大運河已成為僅次於長江的第二條“黃金水道”。京杭運河江蘇段，常年有13個省、市的船舶往來，承擔著長三角地區大宗物資中轉集散、北煤南運的戰略任務。在國家實施的南水北調工程中，大運河亦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古都揚州牽頭，聯合大運河沿線22個城市，已啟動京杭大運河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工程；“
保護好、利用好、
發展好
”大運河精神任重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