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644年是中國歷史上天翻地覆的一年，清八旗軍與李自成大順軍幾經交戰，終於問鼎中原。大順軍之所以不敵八旗軍，除了李自成決策層綜合素質欠缺與大戰略失誤以外，也與其不注重軍器作戰方式的變革，如包括紅夷大炮在內的火器的製造和大規模的使用有關。而清統治者的軍事政策卻恰恰相反。
自清以後，無數的研究者曾思考過這樣的問題：為什麼一個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就其數量而言）相對落後的滿族軍隊，卻能一舉擊敗綜合實力強大的李自成大順軍，成為一統中國的新的主宰者？我們知道，清軍入關前，隨著清太宗皇太極統治政策的調整，清朝已顯出蓬勃向上的活力。但是，明清之際諸路英雄逐鹿中原，畢竟是以武力對抗為表現形式的，政治上的勝利必以軍事成果為基礎，特別是先進的武器裝備為其發展的強大槓桿。紅夷大炮是在明清之際中外軍事科技交流中傳人中國的西式火器之一。在明清之戰中，從雙方皇帝的諭旨到各級將領的奏疏，無不著重提到以使用紅夷大炮（明人稱荷蘭人為“紅夷”，因而以後仿造的這類大炮，遂稱之為“紅夷大炮”。清統治者始終並不忌諱“夷”字，然而後人為書寫方便，故改“夷”為“衣”）為代表的火器作戰問題，這是前所未有的。紅夷大炮的製造和應用迅速改變了傳統的作戰方式，其裝備的數量、在攻堅中被重視程度以及火器的操縱理論和技術，越來越成為決定戰爭勝負的重要因素。［2l因此，拋開清順之間的火器運用狀況，特別是紅夷大炮大規模的製造和在戰役中的重要作用，而談其政治軍事成敗，無疑不夠全面。
一 、李自成大順軍與清軍交戰始末
大順軍的領袖李自成，崇禎二年（公元1629年）起事；崇禎十七年，在西安建國號大順，改元永昌，3月19日，攻佔北京，明朝滅亡。滿族形成於明代後期，它是以建洲女真為主體並融合其他各部逐漸形成的。1627年皇太極繼統汗位，是為清太宗，改元天聰，自感實力不足，對大明的進攻持重進行。他本想乘勝人關滅明，可是聞知李自成大順軍正席捲中原，規模之大、威力之猛都是空前的，於是企圖聯合農民軍，推翻明王朝。
李自成領導層與清統治者的首次接觸。
清崇德八年（崇禎十六年，公元1643年）世祖福臨即位，1644年改元順治，因其年幼，由其叔父睿親王多爾袞攝政。多爾袞對明朝持重策略未加改變，而對農民軍則極盡拉攏之能事。這可以從順治元年正月二十七日清朝派使者取道蒙古致送的《致西據明地諸帥書稿》中得到反映：“聯與公等，山河遠隔，但聞戰勝攻取之名，不能悉知稱號，故書中不及，幸毋以此而介意也。長者致書，欲與諸公協謀同力，並取中原；倘混一區宇，富貴共之矣。不知尊意何如耳？惟速持書，使傾懷以告，是誠至願也。［3］三月初三，送達陝西榆林，由大順軍榆林守將王良智拆看退回。此時的李自成已經率大軍離開長安，攻下太原，進逼宣府了。李自成不可能與清軍聯合，對於他們的來信不予理睬，從而促使清對之由聯合轉為敵對的策略變化。
大順軍與清軍在山海關及河北地區的一系列戰役。
順治元年三月，正是李自成大順軍控制西北，以壓倒優勢向北京進軍的時刻。在急劇發展的形勢面前，多爾袞對大明的策略從持重前進轉變為積極進取，把原想聯合農民軍共同推翻明朝的戰略意圖，改為竊取農民軍革命勝利果實的戰略方針。據《清世祖實錄》卷4載，1644年4月9日，多爾袞率八旗軍約14萬人，攜帶大量紅夷炮往定中原。原定從薊州、密雲近京處，毀長城突人。4月巧日，行軍至翁後（今廣寧附近）的多爾袞，接到共約5萬左右兵力的大明吳三桂軍泣血求救書後，改變了進軍路線，急奔山海關。李自成招降寧遠總兵吳三桂失敗，此時從北京率兵6萬，聲言10萬東行，此時的吳三桂已攻佔了農民軍所據守的山海關，轉而降清。20日，遣使求救於已達錦西的多爾袞。多爾袞得書大喜，當日發令：“命漢軍貴紅夷炮，進發山海關大路。於是清軍星夜進發，逾寧遠兼程急進，一晝夜之間行100公里，21日昏黑到達山海關。21日，李自成大軍一到，即與吳三桂軍展開激烈戰鬥。激戰中，“三桂知大清兵已在關外，遂突圍出外城，馳人大清壁中見九王稱臣，遂凳其首”。［5］激戰至22日過午，吳軍漸感不支，清軍騎兵乘東北大風之利，迂迴至大順軍左側背，突然發動攻擊。大順軍處於清軍與吳軍夾擊下，戰鬥非常殘酷，“一食之頃，戰場空虛，積屍相枕，瀰漫大野，騎賊之奔北者追逐二十里至城東海口，盡為斬殺之，投水溺死者亦不知其幾矣”［6］（ P196）23 日再戰於永平，大順軍又敗。李自成遂率軍退回北京。4月29日，李自成補即帝位，30日撤出北京。而清多爾袞向順治帝奏報：“臣仰藉上天眷佑，皇上洪福，親率大軍，與吳三桂總兵馬、步、紅夷炮直搗燕京。［4］
清軍5月入京，9月，順治帝福臨由盛京（今瀋陽）遷至北京，此時，清朝控制的兵力共20餘萬。
而與清軍並存的，尚有三方勢力：南京的南明弘光政權，豫陝晉的李自成大順政權，以及四川的張獻忠農民軍。其總兵力超過清軍，且佔據著南方及西北全部。這種四方相爭的格局，使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相互交叉，異常激烈。清攝政王多爾袞審時度勢，全盤接受漢族地主階級的意識形態，模糊了滿漢民族矛盾，採取了一系列團結漢族知識分子、故明官將，整傷軍紀、減輕搖役等戰略性措施，併為清軍制定了穩固京哉，先收西北，後定東南的戰略方針。［7］1164年5月，大順軍在李自成的統率下，撤出北京西行，途經河北，吳三桂引清多鐸。固山額真潭泰率清軍尾追。大順軍敗於保定、慶都、定州，沿途幾員大將被殺，數萬士卒逃散。5月4日，李自成至真定，他“恥於累敗，賊黨漸攜，忿之，自勒精騎還擊三桂、關兵，清翼張以進，殺大將三人，斬萬餘級，自成大敗走”。
次日，李自成合兵復戰“賊殊死鬥，三桂益憤，賊漸卻，關兵射自成中之，墜馬走還營，創甚”。於是拔營西走。率餘部走固關，入山西平陽。清追兵抵關下，退還北京。李自成退往豫、陝，以西安為都，組織山西、河南、陝西、湖北各地大順軍抗清作戰。並在撞關設重兵防守，以阻止清軍西進。又南取漢中，北伐河南，多次抗擊清兵，剿殺叛官，招撫百姓，在軍事上、政治上又獲得重大勝利。大順軍與清軍的真定、潞安、太原決戰。1644年6月間，清軍與大順軍掃地王康文道、仁義王郭莊吉等所部5萬餘人在真定府進行較為激烈的炮戰。據清方右翼軍的固山額真潭泰等人向多爾袞報告：“掃地王康文道火炮臺，經我軍施放紅夷炮，亦被攻破，賊首亦被斬。8月，清朝大軍自懷慶府開人潞安府屬各縣，向大順軍王老虎、財糧王等股進攻，克服了“狼車嶺道路險峻”，仍成功地將紅夷大炮運入潞安，增加了戰力。
1644年9月13日，清將葉臣攻太原府，以紅夷炮為主要火器。10月，他的奏報“臣等前往太原府，太原府陳有福統轄流賊戰之八府，我軍至後，派員招降，然賊不從，遂以紅夷炮攻之，於十月初三日破之。城上賊兵，皆被我登城兵一殺而盡？？太原府五洲二十縣皆歸降”。有關的其他史料如雍正年間修的《山西通志》卷51（武事》有一段記載：“順治元年（公元1644年）十月十三日，大兵至太原，時偽文水伯陳永福遣賊四出搜野，為固守記。時西洋炮未至，休士馬以待。十月三日炮至，集西北角擊賊，永福勒馬城頭指揮，時垣立毀十餘丈，大兵擁人，賊眾遁。城外伏兵四起，殺賊盈野。永福乘機奪東門南遁”。就在瀕臨破城的時刻，太原守軍還對清兵進行過反擊，清將伶圖賴“獨率數騎東西環城相形勢，城中兵突出且邀擊之，來若風雨，從騎皆失色”。清將吳惟華塘報“本月初三日，臣督率官兵，撮甲城北，仗紅夷炮神，攻破北面間”。可以說，此戰，大順主將陳永福素有守城用傳統火器經驗，將士英勇無畏，但奈何不了紅夷炮群的進攻而失敗。大順 軍 與 清軍的撞關大戰。
1644年10月，多爾袞命阿濟格率兵3萬餘，同吳三桂、尚可喜等滿、蒙、漢軍由大同向榆林、延安進兵；命多鐸率孔有德、耿仲明軍2萬餘人，由河南趨陝，兩路會攻西安。
多鐸部由河南孟津渡過黃河，連破洛陽、靈寶等地，進抵渡關。激戰月餘未能前進，多鐸畏懼，距撞關10公里立營，專候援軍大炮。撞關地勢險要，為關中的天然屏障，大順軍據山佈陣，以重兵防守。順治二年（公元1645年）正月九日，清軍攻堅的紅夷炮運到，十一日，多鐸命紅夷炮軍進逼撞關口。於是大順軍“鑿重壕，立堅壁”，阻止清軍人關。清軍“舉紅夷炮攻之”，猛攻關城，所向披靡，李自成見大勢已去，率部分大順軍撤回西安。清軍攻克撞關後，直趨西安。清阿濟格部出現在延安近郊時，與大順軍李過部發生激戰，清軍用火炮轟城，“紅誇毓鐵子燦口鬥”。）大順軍將領高一功、李過部等，雖頑強抵抗，但不敵清軍，榆林、米脂、綏德等府州縣相繼失守。李自成率大順軍主力十餘萬被迫從陝北南撤，退人豫陝鄂三省交界的商洛地區。1645年4月，出武關人襄陽，據武昌。五月，李自成行至湖北通山縣九宮山，被地主武裝殺害，大順政權亡。
二、紅夷大炮的威力及技術特徵
紅夷大炮鑄造精良，威力不凡，自天聰七年（明崇禎六年，公元1633年）以後，後金（清）所發動的歷次重大戰役無一例外地使用了紅夷大炮。與此同時，它的對手明軍、大順軍，南明軍也毫不示弱地利用火炮與之相抗衡，從而使明清之際的戰爭慘烈程度增加。如松錦大戰，紅夷大炮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崇德七年（公元1642年）四月十二日，清方記錄：“以用紅夷炮攻明塔山城，漢軍將士，載火器至塔山城西，列紅夷炮，初八日始發炮，至初九日午時，城崩二十餘丈，我兵由崩處人城。”相對於中國的傳統火器，從紅夷炮鑄造所遵循的“模數”、施放時的“炮表”化、輔助設施的配備、炮彈的多樣化、射程的遠近（射程可達2-4公里不等）、爆炸力的高強度中可看出，其威力著實驚人。但它的侷限性也不小，如長於攻城，拙於野戰，裝填發射的速率不高。且炮體笨重，無法迅速轉移陣地，故在野戰時，多隻能在開戰之先就定點轟擊，當對方情勢發生逆轉，則往往無法機動反應。［121紅夷 大 炮 是16至19世紀之間的英制前裝重型滑膛炮，經中國人仿製後，種類多達百種。其技術特徵是1）彈藥較重，可達數公斤乃至10公斤不等。彈丸是由石、鐵、鉛等材料製成的球形實心彈，奇巧絕倫，形制及使用方法多種多樣，是以直接撞擊目標而起破壞作用的0［13}如此藥彈相稱，保證其射程較遠，殺傷力較大。（2）炮管長度2一3米，呈前細後粗型，口徑大多在100毫米以上，倍徑（指火門至炮口之距離與內徑的比例）之比多在20一40之間。其鑄造極為複雜，採用整體模鑄法，有科學的工序和法式要求，並有新型裝置、儀器等輔助設施的配合。各部比例合適，炸膛的機率低，所鑄之炮的質量提高。（3）多系重型鐵炮，也有銅製，自重35一500公斤不等。如紅夷大炮在中國的發展頂峰是在清康熙朝，此時中央政府所造的905門火炮中，重量在250公斤以上者有201門，其餘為250公斤以下的輕炮。［1a）（4 ）紅夷彈藥施放程式化、“炮表”化。此外其尾部較厚，有尾珠，在炮身的重心處兩側有圓柱型的炮耳，火炮以此為軸調整射角，配合火藥量改變射程。炮身上裝有準星、照門，依照拋物線來計算彈道，精度很高。紅夷炮由車運載，可以任意賓士。
三、紅夷大炮在清順之間的發展
大順軍在與明軍爭戰的十幾年中，總能屢挫屢奮，但清順山海關大戰之後，卻如千里決堤，再也立腳不住。李自成殉難後其餘部整整2，0年對清軍的視死如歸的血戰歷史，不能說大順軍將士沒有對敵鬥爭的勇氣。李自成大順軍山海關大敗當然與其進京之後以懈怠之師倉促對敵以至不支有關，但更確切地說是與清吳聯軍紅夷炮群的進攻有關。熟知大順軍虛實的明叛將洪承疇曾對多爾袞言“我兵之強，天下無敵，將帥同心，步伍整肅，流寇可一戰而除，宇內可計日而定矣。（多爾袞言）流寇十餘年來，用兵已久，雖不能與大軍相拒，亦未可以昔日漢兵輕視之也”。［151］大順軍與明軍作戰（尤其是後期）是綽綽有餘的，但與八旗軍廝殺很不適應。清朝是新興力量，在人關前，徵朝鮮，綏蒙古，擊明軍，佔有關外遼闊的疆土，已與明朝形成新的南北對峙局面。從努爾哈赤1583年起兵到1644年清軍與劉匝軍交手，清朝經過了三代人51年的勵精圖治，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一切皆有章有法。如對當時最先進的火炮—紅夷大炮的重視、製造、質與量的孜孜以求，招降納叛，組建炮隊，以最快的速度建立起以瀋陽和錦州為中心的軍工基地，實屬獨具慧眼。而李自成大順軍從1629年起義到1644年與八旗軍交手，僅有短短巧年的軍事生涯，只有很小面積且輾轉不定的根據地，又加上農民階層眼光先天的侷限性和長期存在的流寇主義，致使在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都不成熟，沒有一套建立新政權的方案和具體措施。軍事上迷信流動和野戰，疏於軍隊作戰方式的變遷。如對最先進的火器的利用及作戰方法的改變，始終提不到議事日程上來，致使大順軍在與八旗軍的炮戰中屢戰屢敗。清入關前後火器的使用與火器部隊的建立。清人擅長騎射，並不會製造和使用火器。
1627年前後，明朝取得“寧錦大捷”。面對明軍“堅城加大炮”的固守戰術，皇太極充分認識到掌握先進火器技術的必要性，因而重用被俘的漢人工匠，試圖仿製西洋火器。此時碰巧的是，後金在天聰初年曾在遼東海邊發現一門銅炮可供仿製，此炮很可能就是金人所掌握的第一門西洋制大炮。金國遂一舉跨越了火炮俱樂部的門檻，而紅夷炮也自此成為降順漢人在大金國中發展的踏腳石。大體上可以說，後金從天聰二、三年開始造炮，四、五年開始用炮，到七年便組成相當規模的炮隊。如天聰五年正月（公元1631年2月），命終養性組織一批漢人軍匠仿製成第一門西式大炮。皇太極大喜，賜名為“天佑助威大將軍”。又命終養性新編漢兵，成為後金最早裝備火器的新兵種。不久，這支新型部隊便在大淩河之戰中初露鋒芒。一《清太宗實錄》卷10雲：“至紅夷大炮，我國創制後攜載攻城自此始。若非用紅夷大炮擊攻，則於子章臺必不易克，以是久圍大淩河，克成厥功者，皆因上創紅夷大將軍故也。自此，凡遇行軍，必攜紅夷大將軍炮。”由於1633年明軍中紅夷大炮最多、炮術最精的明將孔有德、耿仲明軍的叛降，使得後金迅速跨越了引進火器技術的初始階段，後金不僅擁有了最先進的紅夷大炮，而且迅速掌握了西方剛剛傳人的瞄準操縱火炮的技術。短短數年之間，清朝已經卓有成效地將八旗軍的裝備水平和作戰能力大大提高。1639一1642年，明清雙方展開松錦大戰，雙方均使用了紅夷大炮，明軍在關內加緊造炮，清軍把紅夷炮用於大規模的野戰和攻堅。清軍僅松山一役，就調運了炮彈萬顆，紅夷炮37門，炸藥萬斤，到陣前備用。松錦戰前，清軍由於火炮量有限，質量低劣，攻城時，每每不下，因而攻堅戰往往被視為畏途。松錦一降，清軍再攻堅城，往往炸燬城牆近百米，這在以前明清戰爭史上是絕無先例的。明軍對清軍火炮的長足進展十分驚訝。如1639年明將樊成功口報：“達賊將松山25，26兩日狠攻，城中拾得打進炮子601餘個，俱重十餘斤，目下南牆所裝紅夷炮37門。。9［161 松錦戰後，明軍關外主力被殲，火炮大多落人清軍之手，只有駐守寧遠的吳三桂部，尚存有十多門紅夷大炮，而此時屯兵錦州的清軍已擁有近百門紅夷大炮。清人曾揚言：“將炮一百位擺作一派，憑它哪個城池，怎麼當得起三四日狠攻？！當時尚為明朝服務的著名西洋傳教士兼軍火專家湯若望驚呼道：“彼（指清軍）之人壯馬潑，箭利弓強，既已勝我多矣，且近來火器又足與我相當，孰意我之奇技，悉為彼有。”“目前火器所貴西洋大銑，則敵不但有，而今且廣有之矣。“這段話反映了湯若望的震驚，也說明了一個難以逆轉的嚴酷的真情實況。隨後，皇太極對八旗軍進行了整編。早在1633年7月，皇太極就已將俘獲的漢兵漢將編為漢軍炮隊；1637年7月，分漢軍為二旗；1639年6月，又增編漢軍為四旗；1642年6月，即松錦戰後，又分漢軍為八旗，共有兵力24 500人，此為漢軍八旗形成的開始。精通火炮技術並主要裝備西式紅夷大炮的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三部，成為清軍新的兵種—獨立的炮兵部隊，它隸屬於漢軍八旗。可以說，清軍的武器裝備已由冷兵器向熱兵器階段迅速過渡。
崇德七年（公元1642年），皇太極命漢八旗諸頭領率所部炮匠到錦州鑄神威大將軍炮，1643年又派人赴錦州督造紅夷炮，像這樣一批批地遣官造炮，說明當時的錦州已成為清軍火器的製造基地，直接掀起了清開國史上生產紅夷火器的第一次高潮。今人黃一農認為：當時所鑄成的35門鐵心銅體的“神威大將軍”火炮，其品質已達世界最高水平。此炮以銅鑄之，前細後粗，長2。83米，隆起四道，重1950公斤，用藥2。5公斤、鐵子5公斤，安裝在四輪炮車上，具有身管長、彈藥量大的優點，是攻摧堅城的利器。清軍於1644年人關後，農民軍雖還能利用原有的不成規模的火炮和新制火炮與精於騎射、擅長野戰和炮戰的清軍抗衡，但他們再也無法阻擋以先進的紅夷炮群裝備為主的清軍統一全國之勢。清順治年間，出於鎮壓農民軍和消滅南明政權的需要，火器生產的勢頭有增無減。清廷在北京設立炮廠、火藥廠，由兵仗局統一管理，由此導致了清代第二次火器生產的高潮。
大順軍的作戰方式及火器運用。大順軍非常重視騎兵，充分發揮其快速機動的優勢，以謀取對敵的突然性打擊，騎兵也就成為軍隊的核心力量。五軍共有騎兵五營，每營精騎五千，計2。5萬人。明軍對之評論道：“賊騎如雲，每至則漫山遍野，盡意馳驟。”“我兵十不一馬”，“幸勝於萬一，即孫吳何以為謀”。大順軍對馬匹極為愛護；“平時行軍，所乘止騾，其馬不輕騎，留為戰用”。“一兵必二三馬，更番馳驟”（指騎兵），以免馬力不繼。強調精兵，以聚卒、練銳的方法選精壯之士對敵戰鬥。《明史 流賊列傳》雲：“自成自號奉天倡義大元帥，分其眾，曰標營，領兵百隊；曰先、後、左、右營，各領兵三十餘隊。五營以序直晝夜，次第休息，巡微嚴密。逃者謂之落草，碟之。收男子十五以上、四十以下者為兵。精兵一人，主當、掌械、執霎者十人。軍令不得藏白金，過城邑不得室處，妻子外不得攜他婦人。寢興悉用單布幕。綿甲厚百層，矢袍不能人。一兵悴馬三四匹，冬則以茵褥籍其蹄。軍止，即出較騎射，曰站隊。夜四鼓，暮食以聽令。所過崇岡峻坂，騰馬直上。水惟憚黃河，若淮、泅、徑、渭，則萬眾翹足馬背，或抱俄緣尾，呼風而渡，馬蹄所奎闊，水為不流。臨陣，列馬三萬，名三堵牆。前者返顧，後者殺之。戰久不勝，馬兵佯則誘官兵，步卒長槍三萬，擊刺如飛，馬兵回擊，無不大勝。（這段描述神乎其神，雖不能說全是胡說，但也只能當評書看）大順 軍 的 火器主要來自繳獲的明軍火器，自己從未製造過，故對火器的應用，始終不及明軍，更落後於清軍。大順軍以使用冷兵器和發展騎兵為主，炮兵似乎沒從步兵中獨立出來。他們儘管也利用火器，但重視不夠，只是利用繳獲明軍的火器，自己不會製造，更不要說去創制技術含量頗高的紅夷大炮了。
如清順太原之戰，清軍繳獲了大順軍紅夷大炮5門、發貢炮17門、三眼銑13 000杆。這些槍炮顯然是大順軍奪取自明軍，然後又被繳給清軍的。大順軍利用所繳獲的火器包括紅夷大炮裝備部隊去攻城作戰，一定程度上構成了多兵種的配合作戰。隊伍“一切以統炮火藥，動以鉅萬計”。《綏寇紀略》記載：“今獻闖縱橫，名都黛突者，皆以寇得我火器。”此屬誇大之詞，然大炮在攻城中配合步騎兵戰鬥，確是發揮出一定威力。在攻城戰中，大順軍“攻城，分晝夜為三番，更番不休。間用樓梯、洞車，多以鐵騎外圍，步兵強弓、鳥槍連發，守者不敢外瞰。人戴鐵胃、蒙鐵衣，攜錐斧鑿城。得一磚瓦即還，竟日免其再攻，易人以進。穴城可容一人，則一人匿之，備土以出，以次相繼，至十百千萬。穿空三五步留一土柱，以巨繩系之，相續數十百丈，牽繩倒柱，而城崩矣”。
崇禎八年（公元1635年），農民軍共數十萬人圍攻光洲（今河南演川），曾以大炮20門攻城，放兩炮就把城牆轟毀。二攻開封時，所用的火炮威力，“飛鐵熔鉛，四面如織，空中作響，如鴛鳥之凌勁風”。“大炮小銑晝夜擊打，城牆如篩，守憚者不敢露影。甫露首，輒中彈死。”此外還採用了傳統的“高臨法”以抬高炮兵發射平臺和以炮兵的集中射擊進行火力準備。“伐柏作臺，長十餘丈，廣五丈餘，高可三丈，上容百人，置炮攻城。”“列大炮百餘枚齊燃擊城，城被炮擊傾頹如坂，步賊隨炮登城。”［19l］ 崇 禎十七年（公元1644年）二月，大順軍被阻山西寧武關下，守將周遇吉在城上架炮轟擊，大順軍死傷慘重，後大順軍大炮運至，用炮轟破。
四、結語
大順軍的軍制及火器發展情況，各種文獻所記，大都簡略不全，互有差異，我們無法具體、全面地瞭解它們的火器製造與使用的詳細情況。如已故明清史專家顧誠在其專門探討李自成的專著《明末農民戰爭史》中，儘管對大順軍軍制及武器配置作了探討，但我們沒有見到有關大順軍火器製造的建制化、火器部隊的規模化及攻堅中倚重先進火器的史料。一些野史、筆記、小說等都對大順軍的革命精神和軍事成就進行了謳歌，但都掩蓋不了其火器缺乏尤其是在攻堅中抵擋不住當時裝備最先進的火炮— 紅夷大炮的清軍的攻勢的狀況。
根據古今學者對大順軍軍事方面研究的史料，可得出以下結論
（1）在整個明清之際的社會劇變過程中，中國戰場上的戰爭形態正發生革命性的變化，當紅夷炮的發射技術日趨成熟之後，此種新型武器的攻堅力與殺傷力令其在城池的攻防戰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中國傳統的城牆構造自此不再具備足夠的防禦能力。
（2）大順軍並沒有把當時最厲害的紅夷火器的製造與使用提到重要的議事日程上來，這與其政治短視和長期流動作戰無法進行內部軍器變革有關。他們沒有成建制地鑄造和裝備紅夷大炮的兵種，其軍中的火炮（如紅夷大炮）大多來自戰利品，但以中國的傳統火炮為主，攻擊力不強，從而與紅夷大炮裝備為主的清軍決戰中處於劣勢。
（3）清順之戰，清軍幾乎都發揮了炮兵配合作戰的作用，在某些戰役的某些階段，甚至發揮出主要的作用。清軍人關以後對全國各地的大進軍、大清王朝的締建與鞏固，確是在紅夷大炮的轟鳴中得以實現的。能夠正確評估紅夷大炮作為當時最犀利最精良的武器之一的作用，並相機使用之，應該說是清朝取得勝利的條件之一。可以說，明清之際紅夷大炮在清順之間的受重視程度、輸人、仿製及大規模的使用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雙方興衰成敗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