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冷研作者團隊-披瀾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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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對冷兵器戰爭感興趣的網友，可能注意到過這樣一個情況，戰國時期的列國吞併之戰，戰爭雙方往往能動員十萬數十萬的兵力，像長平之戰，戰爭雙方投入的兵力均超過了四十萬。而到了明清時期，再難見到這種動輒幾十萬人的大戰，坐擁全國資源的明朝和清朝，在歷次大戰中投入的兵力一般也就幾萬到十幾萬人。這似乎有些不合常理，和明清這種大一統王朝相比，戰國七雄在資源、人口、技術上都不佔優勢，為什麼在發動戰爭時，七國所能派出的兵力數量卻多得驚人？
在形容戰國時期各國兵力時，我們經常能聽到“帶甲百萬”、“列戟十萬”這樣的說法，如果完全信了這些話，那麼和其他時期相比，戰國時期的大戰簡直就是神仙打架。這當然是不太可能的。說到底，這其實是“統計口徑”不同帶來的錯覺。舉個例子大家就明白了，蘇秦在為趙國充當說客，說服齊國參與合縱時，曾經毫無下限的猛誇齊國國力之雄，他說“齊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以二十一萬矣”。按照他的說法，光是齊國首都臨淄的七萬戶居民，若每戶徵兵三人，僅當地就能徵募士兵二十一萬。
聽起來是不是特別不靠譜？但事實上，春秋戰國時期，各國統計軍隊人數的方式，還真就和這差不多。按照《歷代軍制》一書的說法，戰國時期各國就已經普遍建立了常備兵，如秦的“銳士”，魏的“武卒”、“蒼頭”、“奮擊”，齊的“技擊”，都是需要進行嚴格訓練的常備兵，但同時，普通平民同樣需要承擔軍事任務，這些軍事任務既有輜重運輸、營壘建設，也包含戰陣廝殺、陷陣先登，只不過，相較於常備兵，這些根據軍事需要徵召的部隊，在戰鬥力上會稍弱一些。
事實上，不僅普通的壯年男子要承擔軍事任務，有時就連女性和老幼同樣需在軍中服役。《商君書·兵守第十二》中有言：“壯男為一軍，壯女為一軍，男女之老弱者為一軍，此之謂三軍也。壯男之軍，使盛食厲兵，陳而待敵。壯女之軍，使盛食負壘，陳而待令；客至而……使客無得以助攻備。老弱之軍，使牧牛馬羊彘，草水之可食者收而食之，以獲其壯男女之食。”這當然只是“三軍”一詞最冷門的含義之一，但由此我們也能看出，“全民皆兵”一說並不是什麼誇張的說法。正因如此，長平之戰後邯鄲城才會“家家戴孝，戶戶治喪”。
這種全民皆兵的戰爭動員方式，和戰國中後期空前的戰爭烈度自然有關。而時間越靠後，軍隊的職業化和專業化就越明顯，在統計軍隊數量時，人們也會更加精確地將專門作戰的“戰兵”和“輔兵”分開，尤其是專門負責運輸、修築工作的民夫，更是不會被統計到作戰單位中去了。
其實，士兵的職業化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軍事訓練是需要大量成本的，除了訓練帶來的糧食和武器損耗外，時間的消耗對於平民來說也有很大的影響。春秋戰國時期，農耕技術較為落後，也沒有所謂的“精耕細作”說法，而到了宋代，耕作的技術含量越來越高，對農時的要求也更加嚴苛。這也是王安石的保甲法在北宋難以廣泛推廣的原因之一。徵兵制最大的問題就在於此，由於無法維持足夠的訓練時間，即使進行大規模的徵兵，所能徵集到的，只能算是拿著武器的農民，面對更加職業化的部隊，往往會面臨嚴重的傷亡。
漢朝初期，效仿秦朝施行徵兵制，平民百姓從出生之日起就承擔有兵役任務，大多數人至少要在一生中服一年的兵役和徭役，在本郡充當一年的材官（步兵）、騎士（騎兵）。然而，光武中興後，劉秀卻在建武七年下令罷材官騎士。
對此，許多人並不理解，如《漢官》就評價稱：“自郡國罷材官騎士之後，官無警備，實啟寇心。”似乎光武帝是在自廢武功。然而，光武帝在外患尚未平息時，就下令“罷材官、騎士”，並非要鑄劍為犁，而是因為當時所能徵召的諸郡材官、騎士，早已因為疏於訓練變得難堪大用，相比之下，他親手培養的東漢禁軍，才是真正能夠依靠的精兵銳卒。
冷兵器研究所之前的文章《北宋動員五十萬軍隊勤王，為何還逃不掉靖康之恥，真因女真滿萬可不敵？》就曾經提到過度強調數量的軍事悲劇。靖康之變前夕，面對金人南下的威脅，宋徽宗下詔令各地“勤王”，希望依靠勤王軍來彌補京師兵力的嚴重不足。然而，勤王詔令的結果出人意料。“倍道並行，星夜趕來”的勤王軍，卻因為補給、士氣、決策的種種混亂而陷入崩潰，龐大的“軍隊”數量並不能轉化為優勢，在面對更加悍勇的女真鐵騎時，這些沒有經過太多軍事訓練就被投入戰場的北宋士兵，很難組織起有力的反抗。
不過，職業化士兵的出現，也帶來了新的問題，這些以當兵為生計程車兵不僅需要國家承擔其高昂的糧餉，就連武器裝備也需要由國家統一供應，在這種情況下，過去那種動輒幾十萬的軍隊規模，自然再不可複製。以北宋為例，其軍隊大多集中於西北，然而即使是鎮守這一隅之地，就已經耗費了北宋財政的“十之七八”，養兵之費，可見一斑。
正因如此，在條件受限的情況下，徵調少而精的職業軍隊，其實才是更加合適合理的決策。以清代康熙征討噶爾丹為例。康熙於公元1690年親自率領九萬大軍分三路征討噶爾丹，康熙本人統帥的部隊總數只有三萬四千人，可這三萬四千人，卻是京師中實打實的勁旅精銳。而另一路上的撫遠大將軍費揚古，其統率的軍隊比本部略多，為四萬六千人左右，除了部分京城八旗兵丁外，還包括了山西左衛兵、大同綠營兵、陝甘兵丁等二線部隊。當然，雖說是二線部隊，但依舊是準職業化部隊，戰鬥力不可小覷。
雖然這支軍隊總數不到十萬，但是，清軍勞師遠征噶爾丹可不比戰國時期的七雄爭霸，客觀來講，戰國七雄的領土面積都不算大，以戰國後期來講，像韓、趙、魏三國，領土都在十到二十萬平方公里上下，而以富庶聞名的齊國，同樣也只有十五萬平方公里。古代運輸對於人力、畜力極度依賴，而民夫和駝畜在運輸物資時同樣是需要消耗糧食的。
《諫伐匈奴書》中有個聽起來相當恐怖的說法“又使天下蜚芻挽粟，起於黃腄、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一鍾是六斛四石，按照顏師古的說法，當時漢朝對匈奴用兵，為供給前線士兵，運輸消耗的糧草數量是士兵們所食的一百九十二倍左右。可以說，人吃馬嚼下，路途的遙遠使得後勤難度呈幾何倍數增加，再加上明清時期火藥武器已經廣泛列裝軍隊，後勤補給的難度絕不是戰國時期可以比擬的。
為了保證這支軍隊的糧草供給，清朝政府幾乎用盡了所有手段，軍糧的主體部分自然是由“京通倉、陝西倉、湖坦河朔倉直接調撥”，而為了減少運輸難度，康熙還下旨：“此番出征，米則照常隨行外，沿邊有牛、羊可買，須動支正項錢糧，每路備買牛、羊各二萬發去，于軍資大有裨益。”也就是說，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動員當地百姓、商賈在沿路提供牛羊，讓大軍一路買買買。到了後來，為了保證軍糧供應，康熙還允許商人隨軍販售牲畜糧食。為此，他還特意在軍營設立專司貿易之事的營官，監督維護商人、百姓的利益，避免有軍士仗勢欺人。重農抑商幾乎是歷朝歷代的通病，而康熙之所以願意在戰場上優待商人，無非是希望通過當地人減少運輸之費。饒是如此，康熙三十五年的這次遠征，依舊因為于成龍運糧失期而不得不停滯，為了防止因為糧草斷絕陷入險境，康熙不得不命令大軍“迎糧而還”。
那麼問題來了，難道戰國時期的各國，就不擔心大規模動員軍隊導致補給崩潰嗎？當然不是，還是以長平之戰為例，雖然這場戰國時期規模最大的決戰持續了將近三年，但實際上，戰爭的前兩年，秦趙雙方的攻守態勢都相對緩和，為了避免兩敗俱傷，雙方往往不會在關鍵的農忙時節全面動員軍隊。對峙階段，甚至戰爭爆發前，雙方其實就已經開始透過民夫源源不斷地向前線重城運輸糧食武器等輜重。可以說，長平之戰最後的六個月，是這場規模空前的大戰最重要的截斷，也是秦趙雙方數年積累後的一次爆發。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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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劉錦增。康熙帝用兵噶爾丹期間軍糧的來源與構成［J］。歷史檔案，2021（4）：6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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