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三餐是大部分中國人的進食法則，但以我們目之觀察，中國有不少地區，尤其是中國的南方地區，有許多人的進食法則不是一日三餐，而是一日四餐。這一天裡的第四餐，也是最晚的一餐， 民間通常叫做“ 宵夜”。

所謂“宵夜”（也稱消夜、夜宵），按照辭書的基本釋義有三——一指夜晚；二指夜間小食；三指吃夜間小食。

觀照中國人飲食生活的現實狀貌，餐飲行業對全國範圍內的宵夜群體人數多寡和宵夜頻次的規律得出一個大致結論：南方宵夜人群比北方宵夜人群多，緯度越低的地區，宵夜風俗越濃；緯度低地區宵夜人群消費頻次比緯度高地區宵夜人群消費頻次高；經濟發達地區宵夜人群數和消費頻次，比經濟欠發達地區宵夜人群數和消費頻次高。

先秦時期宵夜之奢侈

宵夜為什麼是古人奢侈的一餐？

中國歷史上的漫長階段，人們的飲食習慣是一日兩餐。對於普通百姓而言，一日三餐已屬奢望，一日四餐的可能性為零。

在商湯時代，先民已有定時吃飯的記載。到了春秋時代，由於農業生產得到發展，有計時曆法可以使用，先民定時而食的習俗開始形成。在春秋早中期，楚國飲食文化深受中原飲食文化的影響，楚地飲食習俗和禮儀與中原地區相似，普通百姓一日吃兩頓飯，第一頓飯叫“朝食”（又稱“饔”），在一天12個時辰的第5 個時辰——辰時（食時）進食；把一天中的第二頓飯，亦即最後一頓飯叫“餔食”（又稱“飧”），在一天中的第9個時辰——申時進食；並以早飯為主，晚飯為輔。

在先秦時期，不管是在中原還是楚國，一日能食三餐者，是貴族階層獨有的特殊待遇。如果一日經常能夠食第四餐者，那麼該人非王即侯。

《韓非子》載：“紂為長之飲，懼以失日。問其左右，盡不知也。乃使人問箕子。箕子謂其等曰：‘為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下其危矣。一國皆不知而我獨知之，吾其危矣。’辭以醉而不知。”

意思是殷紂王夜夜狂歡醉飲，以致連日子是幾月幾號都忘了，問左右侍臣，侍臣也都不知道。於是派人去問箕子。箕子對他的門人說：“身為天下之主，竟然把日子都忘掉了，這是天下要發生禍亂的徵兆。但是如果全國人民都忘掉日子，而只有我一個人知道，那是我將有禍事上身的徵兆。”於是箕子裝醉，推說自己也不知道今天是何年何月何日。

司馬遷在《史記？滑稽列傳》中說：“齊威王之時喜陷隱，好為淫樂長夜之飲。”

《韓非子》和《史記》中關於殷紂王和齊威王夜飲的記載及其評價，說明古代君主對夜飲的喜好，不僅只是奢侈，而且還一定不是正經君主應該有的作為。此外，宵夜是人們夜生活的產物。

古代的中國是個農業社會，農業人口占據絕大部分，農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這種作息制度下，沒有夜生活可言，一日兩餐的普通百姓，更無宵夜可言。

周代至唐朝的宵禁政策

從先秦到明清的歷朝歷代，在朝代不斷更迭中，不同規模的城市，屢毀屢建，但社會生活始終存在。不過大多數朝代的統治者賦予城市的功能，是政治、行政的功能遠遠大於商業經濟功能。統治者出於維護政權統治的需要，即外禦敵人的入侵，內防被統治者的反抗及維繫治安的穩定，大部分朝代的城市都實行了嚴厲的宵禁制度，直到辛亥革命後，才被徹底廢止。

在統治者嚴厲的宵禁制度下，除了在諸如元宵節這樣的特殊日子，城市居民能夠在夜間外出活動外，一年中其餘的日子不被允許在夜間活動，更沒有了夜間在外宵夜的可能。

宵禁制度起源可以追溯到周代。《周禮？秋官司寇》列出有“司寤氏”職位，明確“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御晨行者，禁宵行者、夜遊者”。這便是最早專門負責夜禁事宜的相關職司的記載。

“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的盛唐，文化繁盛，自由開放，氣度恢宏，但統治者對宵禁絲毫不遜於前朝各代。彼時的長安，是當時世界上數一數二的大都市。長安城實行坊市制，“坊”是里巷的意思，多用於街巷的名稱；“市”是指取集貨物，進行買賣或者貿易的場所。白居易在《登觀音臺望城》詩中說：

百千家似圍棋局，

十二街如種菜畦。

遙認微微入朝火，

一條星宿五門西。

這首詩說長安有十二條大街，街道整齊劃一。央視科技頻道《考古公開課？大唐遺寶》節目中詳細講解了唐代長安地圖，印證了長安在唐代確實有十二條大街，街道格局整齊劃一。

唐代長安的晨鐘暮鼓，不僅是京城百官上朝的時鐘，也是城門及宮門開啟的訊號，還是夜禁開始與結束的標誌。至今在西安城市中心仍矗立著的鐘鼓樓，是封建時代宵禁制度的遺物。

安史之亂後，中央政府對地方的掌控力每況愈下，坊市制度越來越難以為持。《唐兩京城坊考》記載，安南崇仁坊集市繁盛，“一街輻輳，遂傾兩市，晝夜喧呼，燈火不絕”。宵禁開始鬆動，人們逐漸有了活泛的夜間活動空間。

唐代統治者制定的宵禁制度，針對的物件只是庶民百姓，處於社會上層的官員顯然不在此列。有地位的官員們不僅不受宵禁限制，而且還能夠吃上夜宵——唐代稱之為“夜宴”，這種情景在唐代詩詞中屢見不鮮。比如，唐代韋莊《陪金陵府相中堂夜宴》：

滿耳笙歌滿眼花，滿樓珠翠勝吳娃。

因知海上神仙窟，只似人間富貴家。

繡戶夜攢紅燭布，舞衣晴曳碧天霞。

卻愁宴罷青蛾散，楊子江頭月半斜。

又如唐武則天《早春夜宴》：

九春開上節，千門敞夜扉。

蘭燈吐新焰，桂魄朗圓輝。

送酒惟須滿，流杯不用稀。

務使霞漿興，方乘泛洛歸。

五代十國時期南唐畫家顧閎中繪製的《韓熙載夜宴圖》，描繪了官員韓熙載家設夜宴載歌行樂的場面。此畫繪寫了一次完整的韓府夜宴過程，即琵琶演奏、觀舞、宴間休息、清吹、歡送賓客五段場景，為後世留下了那個時代官員家庭夜宴細節的直觀場面。這說明在唐以後的官員階層，以宵夜為媒介，人際之間的唱和酬酢，已是一種司空見慣的生活狀態了。

北宋時期市民的宵夜生活

北宋時期，靠兵變奪取江山的統治者以重文抑武治國方略，軍事上“積弱”經濟上“積貧”，這種奇特的政治、經濟、軍事等多方面的不平衡，使得北宋被稱為“歷史上最軟弱的一個朝代”，但在科技、文化、藝術方面表現突出，成為中國歷史上科技最發達、文化最昌盛、藝術最繁榮的朝代之一。陳寅恪先生說過：“華夏民族的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從文化史角度看，北宋文化卓絕豐贍的風貌氣質實在是別開生面，是中國歷史上的奇蹟和異數。

北宋都城汴京是當時世界上最繁華最大的城市，人口數量超過百萬，城中各式各樣的店鋪多達6400家。北宋著名畫家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流傳至今，為了解當時汴京商業市肆的繁盛提供了有力的證據。

北宋初創，趙宋對自己的執政能力充滿自信，放寬了宵禁政策，將宋以前的“ 一更” 宵禁， 改為了“ 三更” 宵禁，向百姓擴大了夜間的開放程度，為了方便市民夜間貿易，汴京城門很晚才關，而城內卻無時間限制（漢代皇宮中值班人員分四個班次， 開班、三次交班、收班，叫“五更”，一夜有五更，兩更之間的時間為2。4小時。戌初一刻為一更，亥初三刻為二更，子時整為三更，醜正二刻為四更，寅正四刻為五更。一更是現今天北京時間19點左右，三更為現在夜間12點左右）。

宋代文學家孟元老《東京孟華錄》記載，馬行街“直至三更盡，才五更又復開張。如要鬧去處，通曉不絕”。在潘樓街，“每五更點燈博易，買賣衣物，圖畫、花環、領抹之類，至曉即散，謂之鬼市子”。《水滸傳》中元宵節京城萬人空巷、花市如晝的盛況絕非虛構，它真實地發生在公元十一、十二世紀的開封，只是那時稱作汴京亦或東京。當時北宋都城的繁華生活窮奢極侈，讓人瞠目。

北宋京都市民夜生活踴躍，當然會有夜宵可資享用。《東京孟華錄？州橋夜市》記載的夜宵吃食實在豐富：

出朱雀門，直至龍津橋。自州橋南去，當街水飯、爊肉、幹脯。王樓前貛兒、野狐、肉脯、雞。梅家鹿家鵝鴨雞兔肚肺鱔魚包子、雞皮、腰腎、雞碎，每個不過十五文。曹家從食。至朱雀門，旋煎羊、白腸、鮓脯、凍魚頭、姜豉、抹髒、紅絲、批切羊頭、辣腳子、薑辣蘿蔔。夏月麻腐雞皮、麻飲細粉、素籤沙糖、藥木瓜、雞頭穰沙糖、綠豆、甘草冰雪涼水、荔枝膏、廣芥瓜兒、鹹菜、杏片、梅子姜、萵苣筍、芥辣瓜旋兒、細料飿兒、香糖果子、間道糖荔枝、越梅、刀紫蘇膏、金絲黨梅、香棖元，皆用梅紅匣兒盛貯。冬月盤兔、旋炙豬皮肉、野鴨肉、滴酥水晶鱠、煎夾子、豬髒之類，直至龍津橋須腦子肉止。謂之雜嚼，直至三更。

歷史上的北宋，由於施行寬鬆的宵禁制度，繁盛的商業市肆，讓歷代被尊為“ 奢侈一餐” 的宵夜走下神壇，成為普羅大眾的尋常消費。以普及程度而論，北宋成為普通百姓一日能食四餐的源頭。

在漫長的中國歷史上，趙宋寬鬆的宵禁制度，只是流星般閃過，到了明清兩朝，皇權制度森嚴。國家實行閉關鎖國策略，城市宵禁捲土重來。兩朝明文規定：一更三刻敲響暮鼓，禁止出行；五更三刻敲響晨鐘後，才開禁通行。

但是，不管兩朝政府把國門關閉得再緊，城門加固得再厚，還想再以晨鐘暮鼓規範著城市居民的起居日常，終究抵擋不住“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潮流衝擊。隨著明清資本主義的萌芽，到如今社會的發展，人們的飲食生活尤其是城市居民的飲食生活隨之發生了深刻變化，宵夜已變得豐富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