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格意義上來說，中國的毒品問題，是從罌粟開始的。這種邪惡的果實，最早追溯到唐初，由阿拉伯商人朝貢給中國皇帝而逐漸流傳開來。但在阿拉伯世界被視為聖品的“底也伽”，並沒有在中國掀起任何波瀾，它只作為治病救人的一味良藥，記載在中藥的藥典中。

明朝則是毒品問題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從歷史文獻中，我們不難發現，明朝中後期，罌粟和它的衍生物（鴉片）已經悄悄從藥用轉化為精神依賴品。宮廷中迷漫著奢侈、縱慾的風氣，鴉片正是在這種氛圍裡成了貴族們熱衷的“神品”，連皇帝也概莫能外，萬曆皇帝長期吸食鴉片幾乎是公開的秘密。這也是導致明朝最終走向滅亡的原因之一。

到了清朝，吸食鴉片已經開始在士大夫和底層百姓中小規模流行，之所以沒有大規模氾濫，是因為鴉片並不便宜。但到了19世紀中葉，英國為了抵消對清政府的貿易逆差，利用東印度公司向中國傾銷大量廉價鴉片，使吸食鴉片門檻迅速降低，吸毒風氣迅速助長，吸食者猛增至200萬人。1839年6月3日，林則徐下令在虎門海灘銷燬鴉片，歷時23天，共銷燬鴉片19187箱、2119袋，總重量2376254斤。

虎門銷煙最終成為第一次鴉片戰爭的導火線，清政府被迫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隨著中國的失敗，中國徹底進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開始了長達一個世紀的屈辱，鴉片也如潮水般湧入中國，被稱為“洋菸”的外國鴉片在19世紀80年代達到了最高潮。

與此同時，罌粟種植與土煙生產在士大夫們“稍分洋菸之利”的口號下劇增猛長。到了20世紀初葉，在多難的中國近代史上，又添上了幾個苦澀的紀錄：罌粟種植最廣、鴉片產量最多、吸毒人口最多。尤其嚴重的是，鴉片與吸毒深刻而全面地侵入中國社會的肌體，影響著政治、經濟、軍事和人民生活。

到了民國時期，中央和地方的軍閥為擴大地盤，縱容並鼓勵種植罌粟，毒害民眾，以致百業凋敝、田土荒蕪，民不聊生。20年代後期，中國大煙的產量達6萬噸，為各國鴉片產量的10倍，而吸食各類毒品者達3000萬人。

在那個時代，毒品成了市場流通中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商品之一，毒品與黃金同價，鴉片可充當一般等價物，煙土被稱為“黑糧”。吸毒成為全民族16。8％人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50％以上的中國人的生計、生活不同程度地依賴毒品。而五花八門的煙稅更是成為中央和地方財政的重要來源，各種政治勢力為爭奪罌粟種植地、鴉片運輸通道和煙稅而連年混戰。毒品已成為當時中國社會肌體上的一個巨大毒瘤。

清朝著名思想家魏源曾言：“鴉片流毒，為中國三千年史未有之禍。”但他沒有想到，直到其死後近百年，鴉片流毒都沒有在中國消失，反而愈演愈烈，直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這顆讓近代中國人淪為“東亞病夫”的大毒瘤才得到肅清。

相比國民政府“只拍蒼蠅，不打老虎”的禁菸運動，新中國領導人非常重視毒品於國於民的危害，發動群眾展開戒毒、禁毒運動，採取“力勸兩頭，斷斬中間”的策略，即規勸吸毒者不吸、種者不種，嚴格打擊製毒販毒。同時，新中國政府在各地成立大量戒菸所，對於屢教不改者，則採取強制戒癮。一直依靠種罌粟為生的農民，新中國政府也免費提供油菜、玉米、小麥等糧食種子，為他們先解決溫飽問題，不再依靠種植罌粟為生。

短短三年時間，新中國使得種罌粟的不易賣出，吸食者也不易買到，除了邊疆少數民族地區與內地偏僻山區尚有零星種植罌粟外，全國大部分地區先後實現了禁種，基本禁絕了為患百餘年的鴉片流毒。此後無論政治多麼動盪，但政府對鴉片、嗎啡之類毒品的打擊依然沒有放鬆，在隨後的幾十年裡，釋出數道禁毒的法律，並依靠人民群體的力量，與毒品做鬥爭。至此，從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末，新中國以“無毒國”享譽世界近三十年，這在世界禁毒史上是舉世公認的奇蹟。

（作者系湖南省郴州市強制隔離戒毒所民警，湖南省作家協會、湖南省兒童文學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