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初期，朱元璋為了穩固國家，同時穩定自己的統治地位，實行了一系列鐵腕政策，用雷霆手段對人民和官員進行統治，起到了很好地效果。

1，勞教搬磚成笑話

明朝開國後嚴懲貪官，罪大惡極的殺了不少，但對好些情節不太惡劣的，卻也治病救人：勞動改造。

勞改的方式，朱元璋時代主要是種地，也就是去官田裡插秧。當時鄉間的官田上，滿眼全是白白胖胖的“老農”，全是正在接受改造的貪腐分子，而且還是硬標準：除非完成勞動量和收成，否則哪怕累死，也絕不脫罪！

到了永樂皇帝朱棣在位時，又有了新勞改方式：搬磚。保底五萬塊磚搬完，就能結束勞教。

誰知這個苦活，卻成了貪官們的大福利。一次監察御史王翱路過工地，驚見幾位衣衫襤褸油光滿面的貪腐分子，正在那優哉遊哉的喝茶聊天，頤指氣使的指揮民工幹活。

原來這幫貪官有幾個私房錢，出錢僱人替自己搬磚，自己穿上民工服裝個樣子，輕鬆就能過關。旁邊還有老百姓大罵：這叫什麼律條，貪官僱人搬幾塊磚就脫罪！

羞憤交加的王翱，立刻找永樂皇帝說明了真相，才算叫停了這荒唐制度。

2，過路費發家致富

大明王朝的過路費，比起號稱富庶的宋朝來，真個低到嚇人，比如從北京到杭州，一路經過十二個關卡，總共才收348文錢。

當然如果是跑買賣，收的就高了，過關就要交“過稅”，各個年代有波動，基本維持在三十分之一。

當然也不是誰都必須交：官員太監進士舉人秀才，過路統統免稅。這樣一來，可鑽的漏洞就大了，逃稅的風氣，也就長期流行。

最直接的辦法，就是造假。在船上寫上類似“通政司大堂”，大模大樣冒充官面，就能過關。但後來政府也學精了，成化年間起，官船過路都要驗明正身，發現作假的立刻拿下，輕的坐牢重的充軍。

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很快一種新的方法屢試不爽：請個舉人進士在船上，但凡路過關卡，就由他們出面應付，基本都能輕鬆逃稅。當然也不白逃，一趟下來少說十兩白銀。

發展到明末，主管官員也學會拿著國家利益送人情。比如東林黨的領袖，萬曆年間總督漕運的李三才，就經常給大商賈開方便之門，過路費基本就是商家說個數，隨便交下意思意思，基本如兒戲。這“兒戲”不白演，他家總資產四百七十萬兩，相當於明朝一年財政收入總和。

如此發家致富，鬧得標榜清流的東林黨同仁們，也是相當尷尬，以夏允彝的感慨說：李三才有才是有才，就是貪了點。

3，製造冤案要追責

明太祖朱元璋特別不能忍的一件事，就是冤假錯案。

御史雷勵就撞了朱元璋黴頭，當時他判錯一案，把個良民給流放了。事後朱元璋暴怒，饒是雷御史叩頭認錯，發誓一定還苦主清白，卻被朱元璋一頓罵：“你還想怎麼還人清白，萬一你判了人家死罪，人家還能活過來嗎？”於是雷御史先鋃鐺入獄，再流放勞改，事蹟更被寫入朝報，釋出全國。

如果鬧出命案，那更是沒商量：永樂二十一年，御史王愈誤判了四個無辜，釀出人命冤案。事後包括王愈在內的所有會審官員全部處死，家產全數沒收賠給受害者。

從此也形成了明朝司法一個傳統：官員製造了冤假錯案，苦主被判了啥罪，官員追責，這就是起步價。

為了徹底杜絕冤案，明朝還形成朝審制度，從明英宗天順年間起，每年霜降時，三法司會同公侯伯，重審所有案件。翻案創記錄的一次是：隆慶年間高拱主持朝審，平反了一樁蒙塵三十年的冤案，涉案官員已經七老八十，有人不忍心說情說別追責了，隆慶帝堅決拍板：抓！照樣抓來充軍。

而且自明宣宗時期起，明朝的官員們又多了個緊箍咒：只要有官員落馬犯事，不但要抓同黨，而且誰舉薦的他，哪怕沒攙和落馬官員的破事，舉薦人也照樣同罪。

4，誣陷罪凌遲酷刑

明朝法律比起前代，另一個懲治嚴厲的事，就是誣陷罪！

明朝之前，雖然也有誣陷罪，但誣陷人的成本相當低。典型唐朝，只規定一旦查明誣告，就得“反坐”，但到底坐多久牢，基本就靈活掌握。以唐朝名臣李德裕的怒斥說，好些人誣陷他人，哪怕坐實了誣陷罪，也無法懲治，走走關係就放出來了。

到了明朝，就沒這便宜事了！朱元璋時代的《大明律》就規定，只要查明誣告，誣告人至少加罪二等，重的加罪三等。永樂皇帝又補充：誣告三四個人，要杖責一百，流放一年。誣告了十人以上，就要凌遲酷刑，全家遷到關外服刑。

更細化的是財產賠償：被誣陷者的財產損失，要由誣告人全部承擔。如果被誣告人已經蒙冤身死，那麼誣告者除了償命，一半家產也要賠償給苦主。

明朝的廠衛特務，出名的恐怖，但同樣也逃不過誣告罪：永樂年間，有錦衣衛官校誣告大臣，查明真相後朱棣暴怒，批示“小人敢誣君子，此風不可長”，本想重判。卻還是刑部官員堅持要依法判，最後打了一頓流放了。

5，出了黑賬怎麼辦

明朝中期後一大官場問題，就是黑賬多。

各類軍政部門，財政虧空成堆，好些衙門債臺高築。追責？不是沒追過，但好些黑賬，都是歷史遺留問題，相關官員有的退休一二十年，盤根錯節沒法查。從明朝弘治年間起，每次查賬，都是雷聲大雨點小。

卻是正德年間的大太監劉瑾，這位出名恐怖壞透的九千歲，卻是惡人磨惡人，輕鬆解決這問題：查盤！

所謂查盤，就是逮住一條黑賬，順藤摸瓜查。查出啥問題，在職官員跑不了，離職官員也別想躲，且按照責任輕重，分別攤派賠償。哪怕虧了三五十年，你也要給朝廷補回來。且還收利息，按照黑賬的年頭來交罰款，拖的越久，交的越多。不交？殺頭抄家充軍凌遲任選。

這事效果有多好？劉瑾專權年代，僅離退休的蛀蟲，就抓出四十多人，好些貪腐分子，都被罰到傾家蕩產賣兒賣女，出名官不聊生。成化至弘治年間的黑賬壞賬，全都一口氣抹平，捎帶把大筆罰款收入自家腰包。正德年間，明武宗常年巡遊折騰，各種雞飛狗跳，但大明財政卻穩定，有錢揍蒙古平寧王，多是劉瑾打的底。

後來劉瑾垮臺倒黴，但他這“查盤”，卻從此成了明王朝反貪的常用招數。諸如高拱張居正等名臣，都耍的青出於藍。這個重要貢獻，以明朝學者薛應旗感慨，確實不該“因人而廢言”。

6，皇帝不可亂殺人

大明朝另一大貢獻，就是完善了中國傳統的死刑複核制。永樂皇帝朱棣出臺了“五復奏”制度，確立“寧緩勿急”原則，每個死刑，都要反覆複查五遍。

也正是從永樂晚期起，哪怕君臨天下的明朝帝王，也要老老實實按這規矩辦。一次戶部發生一起貪腐案，朱棣大發雷霆，當場拍板要把涉案官員處決，誰知立刻碰了釘子。刑科給事中理直氣壯回覆，說皇上您這是亂命，這官員按照法律，最多就是個流放。

法律面前，打遍漠北中原無敵手，屠戮建文舊臣不留情，甚至被朝鮮人瘋傳活剮三千宮女的永樂皇帝朱棣，當場就乖乖認錯了。不但立刻改口，還非常誠懇檢討：這是我一時的氣話，不該說不該說，要“其如律”。一切按法律辦。

從此之後，明朝皇帝和法律誰家大，這事就成了標杆。後人總驚歎明朝官員膽子大，經常前仆後繼罵皇帝，其實包天大的膽子，依仗的就是這法律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