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趙立波

後世的曾國藩被評論成多個極端，讚譽者將他捧為真正的聖賢，詆譭者將他批判為“曾剃頭”。其實曾國藩在其生前就已經預料到身後名必然存在巨大爭議。

（一）曾國藩生前不編撰文集，預感身後名將掀起巨大爭議，希望後人能夠給出公正評價。

同治六年（1867年）的八月酷暑的一天，曾國藩與幕僚弟子趙烈文談天，看到曾國藩兩江總督的辦公地連一幅有款的字畫都沒有，趙烈文問他說：“人得無笑其苟簡乎？”不會有人嘲笑您太簡陋了吧？曾國藩說：“足下以後如果給我寫墓誌銘，可以加上這句話。”趙烈文謙遜地回答說：“老師您編書和年譜數十年，這樣的道德文章千萬歲的後事銘都寫不過來，恐怕沒再沒有大手筆能把您的身後裁剪得準確。”曾國藩未接話，而是說其了去世多年的胡林翼：“他日見《胡文忠集》，選刻多不當，且多代筆吾身後亦不免此一劫。他頗為憂慮地問趙烈文說：“足下何策以善其後？”你有什麼好的辦法嗎？趙烈文回答說：“請老師您先定論，我願意做您的編纂。”曾國藩說：“吾無所有，不足編纂，惟望他日持正論耳。”

曾國藩畫像

曾國藩深諳歷史評價是後人的蓋棺定論，而非自己主動去做這件事，並頗為樸實地希望身後獲得客觀真實的評價。雖然兩個月前，二人已經談過這個方面，趙烈文就希望曾國藩將自己作品結集，認為“觀人之事，不如觀人之言”。“老師為何不把平生所寫編纂出來？否則千載後只靠形跡相求，失公之神矣。”而曾國藩卻謙遜地對他說自己什麼都沒有。其實此時曾國藩已經寫了幾十年的日記，光是書信已經多大數十萬言，各種奏摺和處理軍政大事的文章比比皆是，這就是我們現在可以看到蔚為大觀的《曾國藩全集》。但他卻謙虛說什麼都沒有，說明了他願意將自己的身後名拋給後人，只求“他日持正論”。曾國藩到底是怎樣的人呢？由於其在近代地位重要，他的整個人生是複雜的，多面的，我們只能選取人性的普通一腳對其解讀，或許也不失一種務實的“以善其後”。

趙烈文畫像

（二）、顧家好男人，從三十歲起，日夜自我監督，學做聖人。

曾國藩農民家庭的出身，雖然較當地百姓富足，卻在年輕時依舊未能擺脫貧困。貧困的生活讓他在京城做官體會的更加明顯，但是也正因此，他開始了清教徒式的修身養性。

三十歲開始正是血氣方剛的時候，他在日記中多次記載自我浮躁、多欲、好動的毛病。“無事出門，如此大風，不能安坐，何浮躁至是！”、“說話又多戲謔”、“自窺所病，只是好動不好靜。”、“日內閨中不敬”等等，曾國藩就是這樣一邊改造，一邊自省才最終煉成了驚人的意志力和定力。

曾國藩筆跡

多少年之後，幕僚趙烈文曾國藩談起人處於貧賤和富貴的不同感受，他說：“前幾年我在上海窮困到吃不上飯的地步，往往過午不食而心處之泰然，條件略微好轉之後，各種嗜好慾望紛紛湧起，難以剋制，這是為什麼呢？”

曾國藩當面對趙烈文說：“足下天分甚高，第未充學歷之故耳，然少年人有此無損。”趙烈文接著說：“我經常看到您有事情就叫兵丁，左右沒有專門服務人員，吃東西極其簡單，衣服老舊，晚上點一個小燈，木榻獨坐，捫心自問，換成是我，絕對做不到，所以對老師您不免望洋興嘆。”曾國藩卻回答說：“這是古人最起碼的小事，沒什麼大不了。我過去經常對人說，有地位的人不能不擺點架子，但不能過分，令人作嘔；寒士不能不求人，也不要過分，骨氣都喪失了。”趙烈文聽了非常受教。他或許不知道，正是年輕時期的自我修煉才達到晚年性情淡泊的“爐火純青”，彼時曾國藩已經無慾無求。

趙烈文日記

做京官時巨大的經濟負擔，讓曾國藩頗為焦灼，還要親自照顧兒女兄弟。“夜二更盡，內人生一女。是夜，與九弟同守一夜，不睡。兒子病，甚煩悶，哭泣不時。”因為兒子身體不好讓做父親的倍感慌神，“因兒子不好，未嘗看書……兒子已四日不飲食。”在懂醫道朋友的治療下，孩子病慢慢好轉，曾國藩才逐漸恢復正常工作學習。家裡人手不夠用，曾國藩常常是：“抱護小兒一日”，在家哄孩子就是一天，分擔妻子壓力，這些無不讓人感到，曾國藩年輕時就是一個顧家的好丈夫。曾國藩對孩子最大的特色就是“嚴管厚愛”，透過嚴厲的學業教導，讓孩子們逐漸在學習中獲得成長。與所有父母一樣，都希望孩子能夠成龍成鳳，曾國藩對孩子最大的期許就是做一個有用的人，但是反對他們當官：“凡人多望子孫為大官，餘不願為大官。”“但願為讀書明理之君子”。在外帶兵打仗時，他希望兒子來看看自己，父子團聚一次，或許能減少病痛，可知在內心深處，這個做父親的對孩子們的眷念之情。他還曾嫌大兒子每次寫給自己的信都太短：“澤兒寫信太短，以後宜長些。”當時書信是唯一家人的見面方式，對孩子的來信總覺得看不夠，越長越好，無不說明，作為父親來講，對兒子那種難言的想念。

（三）、儒家信徒，理學修養培養下的典型忠臣，個人心志淡泊，“稱帝”只是一個偽命題。

曾國藩從人生最初的奮鬥目標就清晰明確，不是做官，而是學做聖人。認為“不聖則狂，不上達則下達”，在他的人生目標上沒有中間迂迴折扣，“不為聖賢，便為禽獸。”在通往聖賢的道路上，曾國藩付出了一生的心血，“譬如掘井，與其多掘數井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在道光二十二年的一封信中，他深情地向父母保證要做一番大事，“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與”之量，“有內聖外王”之業，由此才不愧對父母生養，不愧為天地之完人，他的精神導師就是儒家的頂尖人物。直到多年後，已經身處高位的曾國藩對兒女們提出人生要求，“惟學作聖賢，全由自己作主，吾有志學為聖賢。”

曾國藩名言

平定太平軍是曾國藩的歷史宿命，咸豐五年，在人生最為困頓之時，他寫信勉勵弟弟們的同時自己也進行表態：“餘食祿有年，受國厚恩，自當盡心竭力，辦理軍務，一息尚存，此志不懈。”對清朝的高層地位他毫無雜念，由此也遭遇後世的唾罵，殊覺遺憾。對於曾國藩平定太平軍後，關於他的謠言隨即而起如渲染他即將“稱帝”云云並進行大肆渲染，野史更是不遺餘力進行輿論包裝。對於曾國藩的價值觀來說，權位是被他看得最輕的一個，他追求的是“聖賢”，這種至剛至大的境界比做皇帝要更有吸引力，對物質毫無渴望的人，權位如同“倚天照海花無數”都是過往雲煙。作為儒學滋養起來的理學大家，再也沒有比“亂臣賊子“更讓他反感的詞彙了。其實對於外界對他的權重的猜測，曾國藩均以實際行動作為迴應，可以稱之為光做不說。與早年急需事權不同，進入事業巔峰之際，他主動要求朝廷收回對他的任命，敏感地指出這種任命無疑會導致中樞過於放權，使得地方做大，不好控制。

曾國荃畫像

在給弟弟曾國荃的書信，經常予以警示：“餘家目下鼎盛之際，餘忝竊將相，時時有顛墜之虞。吾通閱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權勢，能保全善終者極少。”並對外間所傳弟弟貪財進行敲打。在平定太平軍幾十天后，就將自己和弟弟所轄軍隊全部遣散。早在功成的前一年，他就說：“餘自經咸豐八年一番磨礪，始知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之訓誡，始知自己本領平常之至。”他以實際行動表示“功成身退”，也正因為曾國藩在大是大非面前的“光做不說”，不久就將謠言徹底消弭。

（四）、世上已無曾國藩，抑鬱和健康問題讓曾國藩提前推出歷史舞臺，經常想好好休息一下。

曾國藩性格有著明顯的“間歇性抑鬱症”，對此他說“餘向來本多憂鬱，自覺平生之事，多可愧者，近因右眼失明，身體衰弱，尤念從前衍咎難再補救。”

曾國藩從青年開始“學做聖人”付出了巨大的體力和精力，加之身體條件“先天不足”，從三十歲就多次發生咳血，幾乎不治。除此之外，他患有嚴重的面板病和失眠，在巨大壓力的工作面前，曾國藩的身體情況日趨糟糕。除了身體不好外，他就是感覺“心累”， 同治四年的九月開始，曾國藩的失眠老毛病不斷家重，身心疲倦至極，在當時的日記裡，他這樣寫道：“倦甚，不願治事。三點睡，五更醒。”嚴重睡眠不足已經損害了曾國藩的精神，與此同時，一種巨大的憂鬱始終纏繞在他的心頭，揮之不去。失眠直接導致神疲、體倦、代謝率降低，加之年歲漸長，空前的孤獨和頹唐讓這個晚清重臣感到格外無助。這年的下半年多次出現如下記載：“九月十七：“倦甚，不願治事。又圍棋一局，觀人一局。”十月初二：“倦甚，不願治事。與幕府諸公鬯談。”十月二十二：“二更後倦甚，又似畏寒者，老景侵逼，頹然若難任也。”

曾國藩規箴

同治九年，三月三十日在當天日記裡他這樣寫道：“二更四點睡。日內眼病日篤，老而無成，焦灼殊甚。究其所以鬱郁不暢者，總由名心未死之故，當痛懲之，以養餘年。”甚至他希望早點死去，這樣就可以好好休息一下，在日記書信中時常也會出現“寸心焦灼，了無生趣”也是這年，他在給曾國荃的書信中說：“諸事棘手焦灼之際，未嘗不思遁入眼閉箱子（棺材）之中，昂然甘寢，萬事不視，或比今日入世，差覺快樂。乃焦灼愈甚，公事愈煩，而長夜快樂杳無資訊，且又晉階端揆，責任愈重，指摘愈多。人以極品為榮，吾今以為苦惱之境，然時勢所處，萬不能置身事外，亦唯有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鍾而已。”

疲乏佔據了他生命中的最後幾年的大量感受，同治十年，在日記中寫到：“疲乏之至，不能治一事，非僅畏暑，亦衰頹甚矣。”“疲乏之至，目若一無所睹者然。”在全面推出李鴻章作為自己接班人後，曾國藩徹底淡出了歷史舞臺。

參考資料：本文參考資料均來源於《曾國藩全集》、《能靜居日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