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與自己的領導相處，這幾乎是每個人的職業生涯必修課。

古往今來，不管在多麼民主的組織裡，一個人首先與自己的領導處好關係。

因為在職場中，能力和才華固然重要，但絕對不是第一位的。只有與領導處好關係，才能保證你的才華有用武之地，不然即使天縱奇才也枉然。

可是，這樣一門重要的課程，我們幾乎沒有地方去學，大多數只能靠悟。這種用人生來交“學費”的方式，代價當然是昂貴的。

幸運的是，一些名人的經歷可以給我們警示與啟迪。比如，李鴻章的一段人生經歷就是活教材。

李鴻章從小天賦異稟，17歲就考中了秀才。7年以後，他高中進士，成為翰林院編修，還因為父親的關係拜在了曾國藩門下。

但李鴻章打瞧不起這些迂腐的讀書人，他要做大事業，封侯拜相。

當時，太平軍在數年之內席捲半個中國，大清正規軍屢戰屢敗，江山岌岌可危。

危難之際，曾國藩操練湘軍，挽狂瀾於既倒，他的地位也愈來愈高。

於是，李鴻章決定效法曾國藩，但他的第一步就馬失前蹄。他在安徽搞了幾年團練卻不得要領，又遭人彈劾，結果被打回原形。

所幸幾經輾轉，他又投到了恩師曾國藩的門下，成為一名湘軍幕僚。

但是，李鴻章此後在與曾國藩的相處中，先後犯了三個大忌諱。

一、不守規矩就是不給領導面子

曾國藩善於修身，無論是生活還是工作都極有條理。他不僅嚴格要求自己，還規定所有下屬都要這麼幹。

但李鴻章卻性格不羈，平時晚睡晚起，非常隨意。

一天早上，曾國藩來到膳房準備用早餐。湘軍將領幕僚們也緊跟著一個個進來。正準備開飯，曾國藩發現李鴻章還沒來，於是命人去催。

然而，李鴻章此刻仍然在屋裡睡懶覺。當有人來叫他時，李鴻章撒謊說自己病了，繼續矇頭大睡。

曾國藩聽後，對所有人說：“少荃（李鴻章）不來，大家都不吃了。”

當侍從把這話傳給李鴻章時，李嚇得立馬從床上爬起來，一路小跑來到膳房。

可正當他坐定時，曾國藩卻敲著桌子說：

“少荃，來我這裡，就一個字‘誠’！”

說完，他飯也不吃，拂袖而去。

這是曾國藩給李鴻章上的第一課。

表面上，這是一場誠信教育，但實際上不僅如此。

曾國藩親自定的規矩，就是他的面子。

李鴻章在大庭廣眾之下破壞他定的規矩，這就是當眾傷他的面子。

二、

對矛盾的認識有偏差

進入曾國藩的幕府後，雖然李鴻章的才華獲得了曾的賞識，但他卻並不滿足於此。

李鴻章需要的是一展抱負的舞臺，而非苟活於世的安樂窩。久而久之，他開始埋怨曾國藩不給機會了。

對於李鴻章的急功近利，曾國藩並非熟視無睹。但湘軍用人，有其自身的傳統和慣例。這是一種固有的“生態平衡”，不能因李鴻章一人而打破。

這種矛盾在性質上並非私人恩怨，而是形勢所解決的，它的解決也需要時間和機會。

比如後來太平軍攻上海，曾國藩的弟弟曾國荃不願去救，曾國藩就把這個機會給了李鴻章，而李也因此而發跡。

但此時的李鴻章，對二人矛盾的性質有所誤解。性格直率、敢作敢為的他，看不慣曾國藩的優柔寡斷，過於注重細枝末節。因此，這又引發了一系列新的矛盾。

性格不合的人並非不能共事，就怕一個人對此認識上存在問題。一旦認識走偏，矛盾也將被無形之中放大。

到了後來，二人有矛盾竟然成了人盡皆知的事。胡林翼後來開導李鴻章時說：

“曾李失和，天下皆知啊。”

作為一個下屬，聽到這樣的話，其實非常打臉。

三、關鍵時刻站錯隊

“祁門移軍”事件，是李鴻章與曾國藩鬧翻的導火索。

這還要從一個叫李元度的人講起。李元度本是曾國藩的老幕僚。曾國藩曾兩次在失敗時欲投水自盡，都是李元度竭力勸阻。因此，李元度算得上是曾的救命恩人。

而後來李元度因輕敵被太平軍擊潰，導致了徽州陷落。徽州一丟，湘軍的大本營祁門就直接暴露了在了敵人面前。

更讓曾國藩生氣的是，李元度在逃回大營之後，竟然在自知有罪的情況下私自出走。

於是，曾國藩決定上書彈劾李元度，以正軍法。他命李鴻章起草文書，可李鴻章不但拒絕了，還攛掇其他幕僚一起反對。

李鴻章的理由是：曾國藩用人不當應負全責，而李元度是曾的救命恩人，曾不應如此絕情。

於是，兩人一來一往，最終吵了起來。

曾國藩說：“你不寫，我自己寫！”

李鴻章回道：“若是如此，門生留在這也毫無意義，只能離去了。”

曾國藩怒不可遏：“隨便！”

於是，李鴻章出走，生平第一次與自己的老師鬧翻。

其實，

這件事起初只是工作意見上的不同，最後卻被升級了。

曾國藩要將李元度治罪，無非是嚴明軍紀、以一儆百，但李鴻章非但沒有站在曾國藩的角度考慮問題，反而將這事件作為曾國藩無情無義的證據。

他沒有明白，領導從來只需要聽話的“奴才”，而不是有本事的人才。

不過幸好，他遇到的是百年一遇的“曾聖人”，而且還是用人之際的“曾聖人”。

不久以後，曾國藩消了氣，李鴻章也認了錯，重新迴歸湘軍的懷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