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史上，長期存在“將門出將”之說，其中尤以宋代“將門”現象更為明顯。“世為將家”是宋朝軍中一種頗為普遍的現象，將門不僅在軍隊中佔據重要地位，在國防中也發揮了很大作用。
首先，社會群體對“將門”的認可度極高；其次，武舉人從戎立功機會非常少。究其原因可知，透過武舉選拔出的武備人才，由於他們缺乏升遷背景，更缺乏軍旅經驗，能夠委以軍帥重任者寥寥無幾。這些武選官只能出任內地巡檢，穩定社會治安。
對武舉人才任用雖然存在著“所取非所用，所用非所學”的弊端，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武舉人沒有能力擔當重任，在國家危難之時，許多武舉人“主動請纓”去鎮守邊關，彰顯了武舉人強烈的從戎報國意願。
一、“將門”出將：宋代國防的主導力量
1。“將門出將”歷史溯源
所謂“將門出將”，是指一家幾世從軍及產生將領的現象。“將門有將”之說早在戰國之前就流傳已久。戰國時期，將門世家非常活躍，其中最具代表的是楚國的項氏世將。秦漢以降，“將門出將”的現象依舊連綿不絕。
如李氏將門，從為秦國統一立下汗馬功勞的將帥李信開始，這個在秦人的價值觀念與文化氛圍薰陶下成長起來的將門之家，並沒有因秦亡而毀滅，而是頑強地延續下來，並在後代大放異彩。
李信的兒子李超，在漢朝初年就因立軍功而為將軍；李信的後代中不乏有威震匈奴的“飛將軍”李廣；更有以5000步兵抗擊匈奴8萬大軍，連戰八日，殺傷匈奴萬餘人的名將李陵。
隋唐時期，軍隊中繼世為將的現象同樣非常普遍。例如，隋朝名將韓擒虎乃北周驃騎大將軍韓雄之子，韓擒虎二弟韓僧壽因威震突厥亦為隋朝名將。
唐朝名將右威衛大將軍薛仁貴，其長子薛訥亦為大將，如此等等不枚勝舉。久而久之，“將門出將”成為了歷代統治者對武官褒獎，以及武官後代認可的一個諺語。
2。宋代“將門”的歷史貢獻
兩宋時期，“世為將家”依然為當世軍中一種頗為普遍的現象，將門在當時武將群體中佔有重要的地位。例如，宋代著名的將官呼延贊出生於行伍家庭，他的四個兒子及其僕使皆從事軍旅生活，呼延贊死後，其子呼必顯又被擢為軍副都軍頭，是典型的傳統將門色彩。
縱觀宋代歷史，將門子弟英雄輩出，他們在對抗外來侵略時所表現出來的民族氣節，完美地再現了華夏民族尚武的優良品質。
值得注意的是，將門出來的將領並非都是軍事人才，他們中間也存在著依賴家世得以升遷的現象，這些人多為平庸之輩，既沒有文韜武略，又缺乏膽識。
與此同時，宋代“重文輕武”的治國理念，導致了“諸將子弟皆恥習弓馬”的社會現實，這些將門子弟一旦踏上戰場，便暴露出一副無能相，所謂“曹曚戚里，豈識兵事”，就是典型的將門出庸才的真實表現。
由於將門對於國防的重要性，因此宋朝立國之初，宋太祖雖然收奪了功臣大將的兵權，但卻保留了他們諸多的特權，尤其是子弟蔭補武職、優先遷轉等方面，都會予以優先考慮，將門子弟因家門背景在武職上獲得順利發展，遂出現了幾代為將的現象。
將門現象在宋朝十分突出，雖然說將門現象會滋生出一些痼疾，容易導致武人權勢膨脹，甚至釀成內部事變。
但是，宋代統治者在借鑑前朝滅亡的歷史教訓基礎上，極力推行“崇文抑武”國策，以及“將從中御”“圖陣”等舉措，使得“將門”權力有效地控制在“抑武”的框架之中，從而杜絕了“將門”勢力膨脹的結果。
二、武舉選將：武備選拔的異化與成熟
1。依文抑武：宋代武舉制的異化表現
宋太祖透過兵變登上皇位，為防止歷史重演，採用了一系列“以文抑武”的措施來阻止武人勢力崛起，對手無縛雞之力的文臣予以重用，其後的歷任宋代統治者基本沿襲宋太祖的傳統。
雖然宋朝建立之初，當政者也曾大力發展武舉科考制度，為培養與選拔大量的武官後備人才做準備。但是，受到“重文輕武”政策的影響，宋代武舉制度從其誕生之日起，就註定了武舉中“武”的特性被弱化。
宋代武舉制在選拔標準、錄取人數、武舉子任職等方面，均呈現出嚴重的不平等現象。首先，在“重文輕武”的國策制約下，武學內容設定中的文化課比例過大，單獨依靠軍事技能難以勝出。
以“策問定去留，弓馬分高下”的武舉選拔制度的實施，雖然能夠提高武官的綜合素質，避免選拔出目不識丁缺乏謀略的武夫。
但是，許多將門子弟，由於文化水平低，無法參加武舉選士，而一些落榜的讀書人則將其視為求官途徑反而參與較多，武舉中“武”的特性被弱化，違背武舉設立之時選舉軍事人才的初衷。
其次，國家設立武科的目的是選拔將帥，而宋代武官晉升和選拔主要採用蔭補或軍人轉補的方式，選拔出的武舉人主要擔任基層軍職或在地方上維持治安，從事一些“京都捉賊”“教習騎軍”之類的事情；即使有少數參軍的武舉人，也常常會受軍帥的“笞棰”之辱。
最後，在“以文抑武”的策略指導下，文人士大夫地位前所未有的優越，“白衣卿相”為數眾多，作為專門的軍事人才培訓基地的學校，其武學教官亦多由文人擔任，武學的規模受到嚴格控制，武舉錄取人數較少，武學地位較低，甚至還曾因生源不足而停辦。
可見，宋代武舉不是求取軍事將領最常用的辦法。
2。依武統武：宋代武舉制的成熟
宋代的科舉制度呈現出一種平民化、普及化特徵，對寒士參加考試，朝廷大開綠燈：對寒士們考試予以經濟補助，“自起程以至還鄉費，皆公家”。另一方面，則對世家子弟中舉者進行監督，最大程度上限制了勢家子弟在科考中獲得特殊待遇。
在宋代“重文輕武”的國策制約下，武舉考試標準也做了相應的調整，以“策問定去留，以弓馬定高下”作為武舉人選拔的標準。
“策問定去留”可以在政治上統一思想，有利於當政者對武舉人的絕對控制；“弓馬定高下”又可為國家儲備大量的武備人才。
隨著宋代學校教育制度的不斷成熟，宋代武舉制度也有不同於其史前武舉選拔的固有特徵，它最早開辦了培養武官的學校——武學，形成了較完善的武舉制度，使宋代的武舉規範化、制度化，開中國古代軍事教育之先河，並在武舉科考時引入“策對”，注重謀略等。
宋代武學教育的設定，緩解了“重文輕武”的社會風氣，以功名勸誘將門子弟習武，對武舉人的全面素質的提高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宋代武舉制度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對後世武舉制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三、相互拱衛：宋代將門與武舉的關係構建
1。將門與武舉制度實施的步伐
自從宋太祖趙匡胤“杯酒釋兵權”以後，當政者採用皇室與將門聯姻的方式籠絡將門為其統治服務，具史料記載，北宋共17位皇后，其中武臣之女14人，文臣之女只有1人。
宋朝立國之初，當政者基於維護政權的必要性考慮，對武舉選士表現出一種積極的態度，但對武舉制度如何實施存有許多顧慮，擔心觸碰到將門的切身利益，違背宋代“文治”的初衷。
然而，由於宋代將門現象的過度氾濫，當政者又不得不制定相關政策對將門進行必要約束，在全面權衡利弊的基礎上，統治者認為，只有對傳統的武舉制度進行必要的改革，才能既不觸碰到將門的切身利益，也不違背宋代“以文抑武”的初衷。
事實證明，宋代將門現象延緩了宋代武舉制度實施的步伐，直至宋朝第三代皇帝宋真宗時期方有了恢復武舉之意，最終於在天聖八年（公元1030年），宋仁宗皇帝增設武學並親試科場，標誌著武科舉制度在宋代正式的確立。
2。將門與武舉選拔途徑
對於宋朝統治者來說，將門在國防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許多將門子弟更是戰功顯赫，諸如曹彬之後曹璨、曹瑋，李進卿之後李延偓，楊業之後楊延昭、楊文廣，楊信之弟楊嗣等等，這也進一步奠定了將門在軍隊中的重要地位。
如果不加限制地任由將門權勢膨脹，遂不可避免要與王朝中央發生矛盾，甚至釀成事變的可能性，前代這樣的現象已屢見不鮮，南宋時也出現了吳曦之亂。
宋代武舉科考制度的執行，不僅可以在制度方面對將門子弟的升遷提供依據，督促將門子弟提升文化修養和道德標準，在不違背武舉制度的前提下，當政者利用門蔭補官渠道照顧落榜的將門子弟，從而進一步拉攏與將門關係，有效地解決了將門權勢過度氾濫的問題。
3。將門與武舉制度的異化根源
宋代“將門”效應是宋代武舉制異化的根源。首先，宋代的武舉科考中的文考比重過大，從表面上來看，文考的比重過大會對長期從事軍旅生活的將門子弟產生嚴重的負面效應，但是，可以營造出一種公平的武舉科考氛圍，給貧苦大眾帶來一絲入仕的希望。
事實上，即便是將門子弟在科考中落榜，他們也會透過門蔭補官的途徑成為軍中的重要將領。這種看似公平的假象，實質上是將門對於武舉制度掌控的一種表現。
其次，對於武舉人的委任安排，當政者清楚地瞭解將門在軍隊中的地位和影響力，為了最大限度地維護將門的權益，拉攏與將門的關係，當政者會把武舉人委派到各個地方從事與軍事無關的工作，減少武舉人因參軍而獲得立功的機會，避免因軍功升遷帶來的將門子弟與武舉人之間的矛盾衝突。
第三，宋代武學規模受到嚴格控制，錄取人數也非常少。這種現象進一步體現了宋朝統治者對將門的庇護，為將門子弟提供更多的入仕和晉升機會，進一步籠絡將門為其統治服務。
4。將門與武舉的管理模式
宋代武舉制度的實施，不僅可以讓當政者充分地掌握民間武力發展的實際情況和分佈特徵，從而避免民間武力的過度壯大而導致的地方叛亂，而且可以透過對武舉人的任用和調遣，有效地化解各地民間武力的無序競爭。
其次，透過武舉選拔出來的人才，當政者把他們委任到各個地方從事與軍事無關的治安工作，不僅有效地避免武舉人與將門子弟的直接衝突，而且也會給將門子弟以無形的壓力。
雖然武舉人在軍隊擔任要職的機會較少，但是，這並不意味這武舉人沒有能力擔當重任，在國家危難之時，許多武舉人“主動請纓”去鎮守邊關。
這些主動請纓者多有將帥之才，將門子弟亦清楚地認識到，武舉人一旦掌握軍權，必將對將門子弟的利益構成威脅，這種相互制約的機制，使得將門子弟與武舉人之間形成有效的促進效應，對維護政權的穩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三，在“以文抑武”的國策下，有許多武舉人成為軍事謀略方面的人才，即便他們沒有機會親臨戰場，但是在“將從中御”的措施引導下，武舉人透過向當政者提供謀略，進一步強化當政者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權，從而有效地遏制將門權力過度集中的弊端。
四、面弱內強：宋代將門與武舉的拱衛功能
“重文輕武”並非放棄武備建設，而是統治者在治理國家的過程中，對“文”“武”有不同的側重，否則也不會出現諸如岳飛、狄青、韓世忠、王堅、文天祥等一大批民族英雄。
尤其是宋元戰爭，從汴梁至臨安，自福州至崖山，宋朝軍隊和民眾都戰鬥到了最後一刻，在著名“崖山戰役”中，弱宋亦有數十萬人，隨八歲的小皇帝殉國，無數漢人帶著中華民族的骨氣與氣節獻身民族大義。
“宋之不武”並非宋代不重視武備建設，否則，在面對更為強大的軍事集團背景下，宋代也不可能維持三百餘年，更不會出現北宋東京開封城那種繁榮昌盛的社會環境，以及南宋臨安城“近坊燈火如晝明，十里東風吹市聲”的夜市盛境。因此，宋之“不武”並非“將門”之過，亦非宋代武舉之獨罪。
五、總結
兩宋三百餘年，一直都是重文抑武，在軍事上屢受外敵之辱，常被稱為弱宋。
公元960年，宋太祖趙匡胤在陳橋兵變之後登上皇位，建國後，宋代大力加強軍隊建設，但是，與漢唐所面對的北方遊牧民族內部統一性、組織性低，無國家形態相比，宋朝面對的遼、金、蒙古都有高度統一的軍事組織，高度統一的民族國家，以此，宋太祖趙匡胤雖重建一統帝國，卻始終為雄悍的契丹與黨項羌人所困擾。
由於宋代軍事實力與周邊遊牧民族相比中處於劣勢，宋代統治者在處理外族入侵的問題上，多以“賠款”方式來換取短暫且虛偽的和平，即便是依仗大江作為屏障的南宋，仍然以年納銀二十五萬兩，絹二十五萬匹的“紹興和議”與金王朝達成一時妥協，直到蒙古鐵騎踏平金與西夏，並跨過長江天險，奪取臨安後，宋代徹底滅亡。
雖然不斷納貢稱臣，但國庫依然充裕，終宋一世，只爆發過幾次小規模的農民起義，這應該是有其原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