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亡清興的歷史過程，探討了明朝之所以失敗，主要是因為在經濟上、天時地利上、政治上有著難以克服的三重困局；而清朝實現穩固統治的核心步驟就是漢化，順治帝吃透了帝王術的精髓，完成並深化了清朝漢化後的帝王專制。
1650年12月，多爾袞在專權多年以後去世，這時候清世祖順治帝福臨只有12歲。福臨6歲即位，在多爾袞的權勢陰影下當了6年皇帝。民間對順治皇帝的印象是多情、衝動、信佛，甚至有野史說他後來秘密出家了，然而歷史上真實的順治並不是這樣的，甚至他比被視為少年英雄典型的康熙還要早熟。接觸過這父子二人的比利時著名傳教士南懷仁，曾經在給朋友寫的信中說，16歲的康熙在政治上還十分幼稚，經常自己拿不定主意，而要六部官員幫他做出決斷，順治從不這樣，他“從小就憑自己的權力決定許多事情，全然不為大臣的意見左右”。順治從12歲親政，到24歲去世，短短12年裡的作為足以證明，他配得上南懷仁的評價。甚至在歷朝歷代的皇帝裡，順治都堪稱是帝王術的大玩家。他的這種素質，使得清朝完成了統治的漢化，而且發展出了新的專治制度，最終影響了中國近代史的走向。下面我們具體描述一下順治的帝王術。
一是將多爾袞實行滿漢雙頭統治的權宜之計，化為了清朝皇帝絕對統治、滿漢大臣相互制約的統治機制。多爾袞病逝後不久，順治就宣佈要親政。他讓濟爾哈朗、蘇克薩哈、索尼等多爾袞攝政時被壓制的滿族新貴秘密上疏議政，認定多爾袞有“挾制皇上、拘陷威逼諸親王之罪”，後來又昭告天下，說了多爾袞一大堆罪狀，然後剝奪了多爾袞的尊號和家人的爵位，把多爾袞控制的上三旗直接納入了自己的管理之下。順治還親自閱覽了所有重要官員的人事檔案，然後毫不客氣地說令他失望。為此，他對調了幾個部的尚書職位，罷免了大批官員，透過清洗，鞏固了他親政的基礎。
雖然順治靠滿族親貴打掉了多爾袞的勢力，但他並不打算重用滿族貴族和多爾袞時期重用的北方漢族士大夫。很快，順治下令南方籍貫、曾有東林黨人背景的陳名夏、浙江海寧陳氏的陳之遴為弘文院大學士，遼東時期降清的洪承疇執掌都察院，取代了北方大臣。順治還刻意將部分權力轉移到漢人大臣主持的“內三院”，也就是國史院、內秘書院和內弘文院，以制約清朝貴族。清軍總部和清朝朝廷從盛京，也就是瀋陽，遷到北京後，北京的好房子都被清朝權貴佔據了，漢族大臣一度連房子也找不到，順治乾脆讓內三院大臣和家屬搬到皇宮居住辦公。過去，六部自己就可能決定官員的獎懲，順治下令，所有章疏必須先交到內三院，由內三院先決定官員獎懲，包括滿族官員在內也不例外。這樣，實權就轉到了漢人為主的內三院，而順治再透過內三院的彙報最後拍板定奪。這樣一來，內三院就如同明朝的內閣大學士，由官僚體系的代表變成了皇帝的私人秘書，專治在順治手裡得到了加強。
二是順治以防止黨爭再現為名，改造了文人最高的理想，把文人士大夫的抱負從齊國平天下，變成了服務於皇家。順治想要的是絕對的帝權，而不打算讓士人們像明末那些道德英雄主義者一樣行事，但這話又不好說出口，所以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年輕的順治找到了一個合適的理由：防止黨爭。以此為藉口，順治讓文人士大夫們認識到，他們的治國理想是有天花板的，這個天花板就是帝王的絕對權威。為此，順治展現了極高的帝王術。
比如，1653年出了一個任珍案。任珍是漢軍旗軍官，立有功勳。他家有人不守婦道，任珍濫殺了幾個家人和婢女。這本來是普通刑事案，但順治抓住機會劃分臣子的邊界，顯示帝權。順治把這個案子交由刑部審理，刑部的結論是應判處死刑。順治對這個結論不滿意，兩次下詔，讓滿朝的九卿科道一起討論這個案件。結果滿漢官員都一致認為應該維持死刑原判，但滿族官員有滿族官員的理由，漢族官員有漢族官員的理由。順治抓住這一點擴大事端，他質問說，意見不同是正常的，但為什麼滿官的意見沒有一個漢官贊同，漢官的意見沒有一個滿官贊同？這不是黨爭是什麼？
於是，順治拿有實權的漢官開刀，下令內三院、九卿滿漢官員、六科、十四道、翰林院七品以上的官員都到午門集合，為參與討論任珍案的28名漢官議罪。官員們一看這勢頭，都紛紛給這28個漢官潑髒水，最後議定：陳名夏、陳之遴、金之俊等三名漢族最高階官員死刑，13名漢官流放邊疆，其餘漢官降職、革職。順治對這個議罪過程很滿意，這個時候他站了出來，開始表現皇帝的仁慈，最重的處罰，不過是削官二級，罰俸一年，陳名夏等人的大學士照當。
順治這樣的帝王術用多了，多數人都明白了臣子的言行邊界在哪裡，治國平天下該怎麼治。所以，從順治朝開始，就再沒有什麼狂放計程車大夫了，幾乎所有人都認識到，自己只是帝王權力體系中的一個工具、一個零件，只需要做好技術性工作就行。明朝帝制專權就這樣被順治完整地繼承了下來，而且還有所強化。
為了徹底讓天下文人不再自行其事，乖乖從屬於新帝制的體制下，1652年，在幾個御史提出建議後，順治頒佈了禁止黨社的命令。從此，明末復社這樣活躍的書社、詩社就不復存在了。以往交友，都需要明確自己屬於哪個盟社，現在只能明確是同窗、同年。“同學”這個詞，就是在順治禁止結社以後，開始流傳至今。如此一來，黨爭雖然暫時沒有了，但是士大夫的獨立人格也喪失了，他們的政治理想只能在皇帝允許的範圍內，士大夫階層實際上已經異化。
我們再來說說那個陳名夏的結局。他曾經和遼東時期歸順的老臣寧完我在私下裡提過，要想天下大治，只需要做兩件事：留頭髮、復衣冠。陳名夏大概認為，這樣異族統治給漢人帶來的困擾就會完全消失，結果寧完我告了黑狀，順治親自審問陳名夏，十天後，派人將陳名夏絞死。明末士大夫的最後一絲自由，隨著帝權對陳名夏的制裁，從此消失不見。而痴迷漢文化的順治，對於這樣的結局似乎既滿意也不滿意。半年多以後，順治在其他漢人大臣陪同下游覽南海子，聊起了陳名夏。陪同的大臣當然是對陳名夏各種批判，順治卻沉默了半晌，幽幽說了一句：“陳名夏總歸是個好人。”或許在這一個瞬間，順治不是作為一個帝王，而只是作為一個痴迷漢文化的文化人，吐露了一點心聲。
順治看透了明朝專制統治的真諦，降服了士大夫階層，鞏固了清朝的專制統治，到他的兒子康熙時期，還出現了最後一次王朝盛世，但是，順治也閹割了傳統中國文化中的精華，同時抹去了清朝民族原有的野性和自由氣息，當兩種文明、兩種文化相遇時，沒有像隋唐那樣發揮出正向的集合效應。失去靈性的中國傳統文化和制度，在清朝完成漢化的同時，也就接近走向了需要向死而生的階段。清朝實現了定鼎中原的洪業，但是他們的統治，也讓中國帝制時代的政治發展走到了盡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