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大士子積極而踴躍參加科舉考試，隱逸民間或山林之間的名儒紛紛應博學鴻儒之徵，前往京師，朝見聖祖。

明未清初著名的抗節名士黃宗羲也在被徵之列，只是因“患病不到”而沒參與博學鴻儒科考試。是時，聖祖正籌劃修撰《明史》，黃宗羲仍被徵進京，終因年老有病而未赴任，但同意將其所著之書提供給史館。他本人不能入館，令其子黃百家赴京師參修《明史》。

當然，也有以各種理由而“辭不就徵者”，如顧炎武、王揆、徐夜、聞性道、萬斯同、王曾武、李清、仲治胡、周鼎、馮京、崔華、費密等12人，沒有參加博學鴻儒的徵選。這12人中，顧炎武、萬斯同最為著名。

顧氏是一代名儒，而且抱有反清復明之志，特別是他對專制政體的激烈抨擊，透露出深刻的民主思想，不愧為17世紀最先進的中國人！但從三藩之亂前後，他對清朝的態度開始發生變化。吳三桂發動反清戰爭時，曾號召明朝的仁人志士參加他的事業。他同黃宗羲一樣，拒絕同吳氏合作，置身於這場大動亂之外。他沒有應詔赴京參加博學鴻儒的遴選，而在思想上卻已放棄反清復明的理想，專注於個人的學術研究。

萬斯同已是當時著名的歷史學者，精通明史，海內聞名。他被推薦為博學鴻儒的人選，沒有赴京應試，卻應詔參加纂修《明史》。他提出的條件是，不入史館，不署銜，不受俸，只以“布衣”百姓參與修史。他不願接受清朝官銜，不食清朝俸祿，不過是固守他的名節，但他不拒絕同清朝的合作，清廷子以寬容。還有他的侄兒萬言也應聘至京修史。

清朝開科取士，大量起用儒生士子；開博學鴻儒科，吸收膜需名士，極盡籠絡、推米之意，連顧炎武、黃宗羲這些曾激烈反清的抗節名士也放棄了對清朝的敵視與反抗，表明順治以來特別是聖祖的一系列重知識、重人才的政策已產生了巨大的社會效果。

總結歷代的治國經驗，凡是重人才、用人才無往而不勝，天下就會大治，統治就會鞏固。如西漢“文景之治”，唐“貞觀之治”，明“永宣之治”，無不人才濟濟，人文昌盛。即使如戰國紛爭，各為自己的生存發展而圖強，無不千方百計招攬人才，把人才置於崇高地位，拜求治國之道。故各類人才脫穎而出，出現人才競爭的空前盛況。三國鼎足，天下分裂，卻出現俊才如林，各展風采的壯觀景象。

總之，無論創業、守業，無論是治亂、治國，都絕對離不開各種各樣的人才。不容否認，人才是一代社會中的精華，以他們的政治理想和超逸的智慧，不能不居於社會的領先地位，成為社會前進的最富有活力的能動力量。

歷史又證明，摧殘人才，不僅室息了社會活力，也摧毀了政權自身。秦始皇焚書坑儒，把儒生視為敵對力量而加以打擊、迫害，失去知識階層的支援，也就自斷了生命之源。隋煬帝荒淫，置國事於不顧，有志之士或被殺，或被貶斥，最終以眾叛親離而亡國。明末遭宦官之禍，黨爭相繼，凡稍挾忠義，負有才華之人，皆遭迫害致死；一代政權的治與亂，興與亡，原因固然多種，但人才之得失，是其重要因素之一。

清朝君臨天下以來，不斷地深刻總結明代及歷代經驗教訓，趨利避害，重新整理政治，重在爭取人心之轉變，對知識階層的思想轉化，是清朝得以立足，送而取得長治久安的重要原因。振興文化，大量編纂圖書和刊行儒家經典，是吸引知識階層，發揮他們作用的不可缺少的重要舉措。

早在順治二年，清廷就急於編纂《明史》。此舉，意在表明明朝的歷史已經結束，清朝已開始了新紀元。同時，欲以修史來吸引原明士大夫，參與其事，以示籠絡。但當時清與南明諸政權的戰爭還在激烈進行，難以集中全國最優秀的人才，而資料多毀於戰亂，一時也不易蒐羅。再說，如何評價南明，是是非非，難有定評。此事因而不了了之。

康熙四年，清又重提修《明史》。聖祖指示：“廣搜前明天啟以後事蹟，以備纂修明史。”得到朝廷內外的一致支援，讚賞此事是清朝的一大“盛典”。在籌備過程中，因三藩之亂而暫時擱置起來。遲至康熙十七年正月，徵選“博學鴻儒”時，再次開局修《明史》。

十八年五月，任命內閣學士徐元文為《明史》監修總裁官、掌院學士葉方藹、右庶子張玉書為總裁官。十二月，徐元文上疏，推薦纂修《明史》官員，以翰林院侍讀學士傅臘塔等18人，分別為提調官、纂修官，前舉博學鴻儒中選的彭孫通等翰林院編修50人，都參與分纂《明史》。聖祖律照準。

二十一年六月，清廷再次調整集修官，改用大學士勒德洗、明珠、李因、王熙為監修總技官，命內需學士阿蘭泰、王國安、翰林院掌院學士牛組、待讀學上常書。侍講學士孫在豐、侍讀湯斌、待講加侍讀學士王灣緒為總鏡官。聖祖以內閣重臣和名儒主持《明史）編纂大計，顯見聖粗已將《明史》的修纂列為他的一項大政，如其所說：“纂修《明史》，事關緊要，更極繁難，若監修、總裁人少，恐或偏執私見，不符公驗。”他選用以上重要人員親董其事，就反映了他的這一意圖。

聖祖力主修《明史》，博得了原明士大夫的擁護，他們積極參與，歷四十餘年之功，到聖祖去世前，已完成全部書稿，經雍正朝再修訂，於乾隆初年定稿、刊行。

滿族及其創立的清朝，從總體而言，其文化水準低於漢族，但由於其肯於學習，善於學習，不斷吸收漢文化。人關後，即使在戰事還在激烈進行之時，仍然重視文化，整理典籍，編纂圖書，不遺餘力。順治時，已修成《祖宗聖訓》、《順治大訓》、《通鑑全書》、《孝經衍義》等書。聖祖時，戰事基本結束，所謂“偃武修文”，動員和徵選各方面人才，投入文化建設。

康熙二十三年五月，命大學士勒德洪、明珠、李霨、王熙、吳正治為總裁官；內閣學士麻爾圖、阿哈達、金汝祥、王鴻緒、湯斌等為副總裁官，負責纂修《大清會典》。聖祖極為重視，強調：“朕聞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法治，著為道揆，布在方策，用以昭示臣民，垂憲萬世至弘遠也。”按照他的意圖，將太祖、太宗、世祖三朝“諸凡命官定製”纂成“會典一書”，“克成一代之典”，後世子孫及臣庶遵守而無弊。

歷六年之功，《大清會典》於康熙二十九年五月“告成”。聖祖親自作序，再次闡明修纂此書的意圖和意義。在《大清會典》告成之時，禮部等衙門諸臣請求纂修“三朝國史”，即太祖、太宗、世祖三朝的歷史。

經議，聖祖命大學士王熙為監修總裁官、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梁清標、徐元文為總裁官、尚書張玉書、張英、左都御史陳廷敬、侍郎李振裕、庫勒納、內閣學士朱都納、星安、博濟、布彥圖、郭世隆、彭孫通、副都徇史王土正、詹事尹泰等為副總裁官，組成一個強有力的寫作班子，命其“督率在館諸臣”，博採掌故，“折衷至當，裁訂成書。”此事“炳耀豐功，宣揚至治，甚盛典也。”

康熙三十年三月，滿文《通鑑綱目》告成。此書原為宋代朱惑從《資治通鑑》中輯出要目，去緊就簡，象為《通鑑綱目》。聖祖愛讀此書，朝夕技覽，詳加批註，他感到是書有裨於治道，即於內庭設立書局，將其翻譯成滿文，他“躬親裁定，為之疏解”，歷三年多，“全集告竣”。他為之作序。聖祖為提高滿族人的文化素養，儘快掌握漢族的典籍，通曉儒家思想要義，親自挑選經書，組織翻譯成滿文。

不久，又將漢文字的《日講書經解義》分發給漢大臣每人一部，同滿大臣一樣，責令其認真學習。至康熙四十九年三月，據聖祖說：“比年以來，如《朱子全書》、《佩文韻府》、《淵鑑類函》、《廣群芳譜》，並其餘各書，悉加修纂，次第告成。”他又提出，要編“字學”的書，責成大學士作出規劃。聖祖組織翻譯漢文典籍，加速了中國傳統文化在滿族中的傳播，促進和加快了清族漢化的程度，使得兩個民族的關係進一步變得融洽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