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我國古代詩詞最發達的時代，連科舉都是以詩詞取士。宋朝的科舉會考很多科目，但詩詞卻是最重要的科目。到了北宋中期，一些明智之人意識到詩詞在為官的過程中作用不大，於是提出以策論取士。

朝中群臣

策論與詩賦熟輕熟重？北宋時代歷來都有爭論，北宋初期的科舉制度沿用了唐朝的做法，但唐朝時科舉的發展並不完善，官場仍然被士族及豪門壟斷，科舉在唐朝人才選拔中並不佔主導位置。唐朝又恰恰是詩詞得到大力發展的時代，科舉雖考多個科目，但仍以詩賦為主。到了宋朝，科舉逐漸成為朝廷選拔人才的主要手段。詩詞作為文學交流的主要方式，在為官之時並沒有多大實際用途。早在宋真宗年間，就有有志之士注意到詩賦對人才選拔沒有益處，就提出“先策論後詩賦”的建議。

范仲淹是實幹之人，也對認為科舉中以詩賦取士的做法不妥。而策論則是古代官員向皇帝建言奏事的工具，對當官而言，其重要性遠遠超過詩賦。在天聖五年（1027年），范仲淹還在正在守喪，應晏殊之請執掌應天書院。當時范仲淹向宋仁宗上了《上執政書》，肯定了科舉是“擇才之本，致理之基”，並對認為科舉應“先策論以觀其大要，次詩賦以觀其全才。以大要定其留，以全才升其等級。有講貫者，別加考試，人必強學，副其精舉。復當深思治本，漸隆古道”。顯然范仲淹科舉應以策論為主，考核學子對政治要務的理解，其詩賦水平是次要的。因此范仲淹心中並不以富弼落榜就認為富弼的水平不行，富弼只是不擅長詩詞而已，而為官最需要的策論水平，富弼是最優秀的。范仲淹才會追上即將離開京城的富弼，勸說他參加制舉，併為他提供了便利的條件。

范仲淹

范仲淹對於科舉的理解著重體現於他主持的慶曆新政中。慶曆三年（1043年）四月，宋仁宗召范仲淹、韓琦等回京任宰相，並主持新政，范仲淹向宋仁宗上奏了新政的主導綱領《答手詔條陳十事》，其中“精貢舉”則為改革科舉的相關制度，具體的措施有以下幾點：

1。將科舉與學校教育掛鉤。在各路州府軍監各自設立學校，每個學校人數約200人，選拔在本地居住時間長、無不良行為、講究孝道的學子入學，以保證學子的品德。學子參加科舉的話必須在校讀書一定的時間，初次參加科舉必須就學300天以上，第二次以後參加科舉的必須就學100天以上。如果就學時間不足的，允許當地官員或有名望的人3人以上聯名擔保，才能參加科舉。這種大興官學的做法，突出了官辦教育的主導作用，也為教育的普及起到很大的作用。同時採取士子之間相互擔保和當地官員擔保的方式以核實考生的身份，保障考生的道德品質。

范仲淹

2。提高策論在科舉中的地位。科舉中的解試、省試均考策、論、詩賦為三場，罷考帖經、墨義等對為官無用的科目。在解試和省試中，第一場先問經史，後問時務，第二場試論一篇，第三場詩賦各一篇，如三場均透過，才能考察其去留。在經義的考試中，以考核考生的大義理解為主，改變以往只求記憶不求理解的考核方式，更有利於選拔有用的人才。

3。簡化科舉的程式。新政重新規定的策論詩賦的“不考式”、“點式”、“抹式”，簡化流程，並規定“今後進士依自來所試賦格外，特許依仿唐人賦體”，改變以往專以律賦取進士時，考生重押韻而輕內容的做法。

范仲淹與富弼

只可惜慶曆新政最終以失敗告終，范仲淹對科舉的改革也被廢。由於慶曆新政實施過一段時間，對北宋的科舉仍然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慶曆五年（1045）三月科舉開考，一些官員以“詩賦聲病易考，而策論汗漫難知”為理反對范仲淹“先策論後詩賦”的做法，即認為策論漫無標準，難以考核。同時罷除對諸路州府縣學及國子監生徒的參加科舉的就學時限的規定，但保留了各路州府軍監已經建立的學校。到了慶曆八年（1045）的科舉時，新政中的科舉改革的措施已經被完全廢除，同時恢復科舉舊制。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六四載：慶曆八年（1048）四月丙子（八日），詔科場舊條，皆先朝所定，宜一切無易。

晏殊

總得來講，范仲淹對科舉的改革緣於他多年為官的經驗。他對科舉中出現遺漏的人才和科舉中選拔的人才不足以擔任一名好官的情況進行思考，看到了北宋時代科舉取士的不足之處，才積極推動科舉改革。雖然范仲淹對科舉的改革被廢，卻是代表了科舉發展的方向，符合時代發展的要求，併為日後科舉改革指明瞭道路，其影響是非常大的。宋神宗熙寧年間，王安石主持變法，對不合時宜的科舉舊制再次發起衝擊。王安石對科舉的改革比范仲淹的改革更為徹底，例如范仲淹雖廢除帖經、墨義的考試，卻保留經義等其他科目的考試，王安石則廢除了明經諸科，只保留進士科，以經義、論、策取進士，連詩賦一併廢除。王安石變法期間在全國範圍內再次興起辦學高潮，實行三舍法，將學校教育與科舉再次緊密相連，同時宋朝也進入一個學校取士和科舉取士並行的階段。我國的科舉改革也因此進入一個全新的階段。